许文化:几度神伤,我那坎坷的升学路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 2019-03-02  浏览次数: 10

距离那次高考,转瞬40年了,人也且届古稀,垂垂老矣!老觉得该对这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大事件写点文字,然而,好像一部二十四史,从何提起,真不知道如何下笔。陈莉学妹鼓励说“你就写高考”,那好,就试着动动笔吧。

时光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咱人虽麻木愚钝,却也能感觉到世道将变,将大变!你想想,近些年,也是太疯狂了。一会儿鼓吹大跃进,结果弄得赤地万里,饿殍无算;一时间又鼓吹造反有理,工人不上班,农人不种田,学生无学可上,没完没了挑动斗狠仇杀。千年美德成了邪恶,孝道不能提了,义仁礼智信统统被践踏于泥尘。人与人之间,不是亲善敦睦,而是互相攻讦,告密构陷。斯文扫地,鬼蜮横行。是个死人也知道这不能久长,定会招致天怒神怨。果不其然,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溃坝,死人23万!怎么办?掩耳盗铃封锁消息!人们还是昏聩难醒啊,天象再次示警,1976年3月8号午后,一团火球风驰电掣砸向中华大地。高空惊天巨响,万千颗陨石抛向吉林五百平方公里地域!这一回,据说终于惊动了大人物,其人惊悚流涕,说是“天人感应”,叹说是“凶兆”。但是,仅此而已,并没有谁要改弦易辙。于是更厉害的还是来到了:7月28日,唐山地震,瞬间夷灭了一座城池,24万人葬身一片废墟!

也是时候了,物极必反,该到了一代复始万象变新的时候了。

正像人们所常说的,一个人不管他多么不可一世,但充其量只能打乱历史进程,却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1976年,终于出现了转机,稍后,一个老人,三落三起,以清醒的头脑,政治家的灼见,大刀阔斧拨乱反正。1977年10月,大喇叭里响起了中央的声音,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恢复了!后来许多文章记述当时全国沸腾了,中断了学业的学子,奔走相告,欢呼雀跃。但是,当时,我的的确确平静得很,高考改革的消息,似乎和我毫不相干。

如果说我要是闻风而起动了上大学的心思,那是绝对不合逻辑的,岂不是癞蛤蟆也想天鹅肉吃?我祖父是医生,父亲当教师,日子清贫,仅不至于逃荒要饭,竟划成了富农。我的噩梦就是因这个富农出身而起的。

1960年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成绩好,学校把我从5年级抽出,随6年级一起考,结果没考上。我心想,那肯定是我不行,6年级课程没学嘛。第二年,1961年小学毕业正经考中学了,出乎意料,依然名落孙山!我只能怨自己笨能力差,没想到会是别的什么原因。可是后来听说临边占城公社有个叫张凯峰的,父母都是占城小学教师,成绩考了全公社第一,因为家庭是地主没有录取。我的没取是个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1962年,我再次参加考试,终于成了土山中学的一名新生!进校一打听,百来位新生,出身不好的,竟有十来个!那些年就那样儿,讲出身时松时紧没有个准儿,就看各人的运气了。这十来个中,就有上年第一名落榜的张凯峰。

土山中学3年,大饥荒,饿断了筋,我能忍受——大家都那样儿;但学校里把我们当成四类分子对待,经常召集我们十来个人训话,叫我受不了!我们的校长是韦耀,老革命,理论水平高,有邳县马列之称。他不喜欢老师称他为校长,要称“首长”。革命家韦耀把我们这十来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当成阶级斗争的对象,使我们知道自己身上的无法洗刷的原罪,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共和国的贱民。说一句后话,这位令人生畏的革命家韦大校长,晚年一件风流小事让他现了原形——把八集中学一个漂亮的外语女教师,带到徐州钻进旅馆“学外语”,被多事的旅馆人员审查明白,打电话让邳县的领导去徐州带。老校长一生把宝贵的时间都来教育我们了,完全没有自私之心从不想着教育自己。当年对我们,也许老校长是奉命行事,这我就错怪了他,谁知道呢?

说到初中的成绩,只记得语文,一般吧;其余,诸如代数、几何、地理、历史、物理、化学,考试没失分过。除了革命家韦校长,老师们都很喜欢我。1965年初中毕业,这时的我,已经头脑昏昏,有点儿膨胀了。根本听不进去我祖父谆谆告诫“咱哪个(学校)孬报哪个……我看睢宁拖拉机学校就不孬”。老师们也一个劲儿的撺掇“上高中”。于是我考了高中,并且考上了县中运河中学。

能考上运中,我是幸运的,因为,那十来个准四类分子一个也没有考取,尽管他们中好几个成绩也很不错,包括张凯峰。但是,我们班里却有3个上了省重点中学——新海中学,我的成绩起码不比他们差。也许是我发挥失常吧,我极情愿这么想。

在运河中学其实没怎么正儿八经学习过,因为很快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虽然只上了不足一年的课,但是,还是招来了有物理、数学王牌教师之称的常永山、罗德安、罗富洲等恩师的青眼相看。他们那时还都是普通老师,成为运中校长、副校长,成为徐州一中副校长,那还是后来猴年马月的事儿。罗德安老师,说我是数届难得一遇的学生;罗富洲老师在我们年级物色了3个学生成立了数学兴趣小组,给我们吃小灶,让我当召集人。老师告诉我,好好学习,将来考清华。我又不能认识自己膨胀了起来。学校吸纳我进了乐器小组,但是,我想我得考大学,不能学这个。我把二胡还给了指导老师。为此,班主任在班会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通。

在运中,图书馆里我借了一本《想起了国歌》,很快我就被作者的文笔所倾倒,准确、犀利,一如鲁迅。一看作者,是个叫做姚文元的。咱也不知道姚文元是谁——不过没几天,就知道了。 1965年11月,这个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次年5月又发表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来到了!

文革开始后,短暂地县城逗留,就回了农村的家。这一呆就是12年,人生黄金期的12年!

12年,把一个爱做梦的青年学生,煣变成一个木渣渣的地道农民,再也不会做梦。贱民的地位,扭曲了我的性格,畏畏葸葸,不想见人,宁肯缩在一个角落听人笑语。我发誓,再也不让孩子上学,上学上到我这个份儿上,徒增烦恼,有什么意思!自我高祖父起,高祖父和他四个儿子当中的两个,“父子三秀才”,在乡党间传为美谈。由高祖到我这,恰好五世,五世而斩也许是铁律。算了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要让我的孩子从此后再也不踏入学校大门!提起上学,恼死了伤透了!

12年,雨晨雪夜伴我度过凄苦寂寥的时光的,不是数理化,倒是我生生鄙弃的二胡笛箫。弦竹倘若有知,准会耻笑我的前倨而后恭吧。破四旧、抄家风过后,偷偷藏几本书来读也不至有灭门之灾了,喜好读书的秉性,还是不能完全忘怀。可是,到哪儿弄书来读呢?我们家是没有什么书的了,除了毛氏雄文四卷。我们本来家世清寒,不生意不买卖,哪来的钱置书?是我舅姥爷犯事了,把他家珍藏的一批图书包括题签唐寅、董其昌的字画(说不定是赝品),赠送了我家。文革开始,我在县中,随学校抄家破四旧,知道厉害,让我母亲烙煎饼作薪,连夜烧了个一干二净。可巧乡人李航之先生(斋号百一苇庐),同我家姻娅世好。其人积年行医,得钱即购置,藏书数万。加之追随共产党,县政府定为开明士绅,土改时免于抄家,图书得以保全。先生本来惜书如命,秘不示人。但是,文革甫兴,势如风火,自知难保,反劝我只管拣选不必归还。他说,过此,他将全部捐献给县里了。我呢,也不知道当看哪个不当看哪个,毫不知其价值分量。好在在运中的时候,同学夜抢邳县教研室的图书(当时教研室没地儿,借用运中的房子),好几个同学只知道抢书好玩儿,并不为得书而往,就把抢来的书都给了我。其中就有一本《中国文学史》。于是我按书索骥,从李老家挑了数百种之多。农村夜长,青灯如豆,为了消遣,为了打发寂寞忘却烦恼,我每每夜夜静读,常常不知东方之既白。后来郑云波、郭广伟老师告诉我们: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其实好办,把文学史当做阅读书目……听了师训,我心有戚戚焉!一次,在廖序东老师家,老师问:“你原来是做什么的?”我说:“干活儿,农民。”老师说“说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是我打发无聊排遣苦闷生吞活剥一知半解读了几本书,让老师高看了。老师说:“要多读书——书那么多哪能看得过来?拣着看,看名人的。名人放个屁你都要知道。”老师当年说这话时一言一笑,宛在目前,然老师早已仙去,今行文至此,顺笔及之,权表深深的怀念。

77年纶音高传,高考恢复,试想一想,这与我有意义吗?当年,我仅仅上到了高一,经过12年,学的那点东西,早已忘完,拿什么考?再说了,鼓吹阶级斗争的人是死了,但是,还是要按既定的方针办啊。十几年来,我从从来来就没有获得过能和别人平等竞争的机会,这个时候,公平竞争的机会偏偏就来了?所以,高考的恢复,我心如止水。

别人不知道我心头的疑虑,纷纷劝我报名参考。其中有我的老师,有我的玩伴儿,有大队会计支书,有贫宣队的外乡人……大约是他们看我会吹拉弹唱能写能画,像个文化人。殊不知,我清楚,那不过都是些野狐禅,是上不得战阵的假把式,与考试风马牛不相及,不相干。见我决心不考,家住邻村的姨母也急了。那天天快黑了,还下着小雨,姨母忙完了活计,拄着拐杖,挪着小脚,颤颤巍巍来了。姨母说“俺庄上的人都说你能考取——你今天不答应姨,姨就不走。”我嘴里只好虚应着把她哄走。我之不为所动,是我知道自己的斤两,考大学只能是自取其辱,到头来,丢人现眼自找难看。

最后,说动我报名考试的,还是我的老父亲。父亲从学校回家,说:“我见到陈局长(陈杰谊,邳县教育局副局长,父亲当年的好友和同事)了。他说:‘(县里)要从(高考)落榜生中选一部分人当民办老师——你叫你小孩考,当民办老师不比扒大河强啊?’”我觉得靠谱,当民办老师不会要求多高,也许我能选上。须知,之前当民办老师,也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大队的支书张瑞太,向公社书记推荐我当老师。公社书记说:“老张啊,阶级斗争都那么紧,你还推荐这样的人!”现在,我要是真的落榜后当了民办老师,也是件风光无限的事啊!就这么定了,收起了多日来狐疑不定的心,冲着当一名民办老师的伟大理想,决定报名参加高考!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拿不起放不下猥猥琐琐胸无大志。其实,要是能够真正感同身受我当时的极为艰难的处境,真切理解我性格心理长期压抑下的深度扭曲,就不会感到奇怪了。除非天降大任的伟人,一般凡夫俗子,都是饥渴时,以得到一水一饭为最大的满足。光棍儿盼的是能有个媳妇儿就成,哪管她东施无盐老大貌丑?过去史家不知,笑话光武微时的梦想“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说他胸无大志。其实,作为普通平民,做这样的梦,已经很奢侈了。秦始皇巡行会稽,项羽见了不由感叹“彼可取而代也”,我总觉得不真实,史迁善作此类细节描画,生动是生动了,真实性大概是靠不住的。

进入到备考考试政审录取环节,一改我几十年事事不顺,仿佛康庄策马,略无阻滞。一个个环节,通常很难逾越,这时我都能轻松而过。有的事十分机巧,编书说故事也不能这么巧,这时也真实地出现了。甚至出现了当时给我极度烦恼,事后想想,却是非如此不能成功的神奇设定。凡此种种,岂非怪事!

离初考还有10天我才下决心报名,当然我只能报考文科。因为10天中,我要学习(不是复习)高二高三的数学物理化学,根本没有可能。选报文科,我只需学习数学,至于地理历史,和理化比起来,少吃工夫多了。事实上,后来史地包括语文,我根本就从未复习。所谓高考备考,其实就是我学习数学的过程。

我光知道高中改成了两年,但高中数学是几册书、学的什么,我一概不知。还好,我的一个侄子,叫革民,新高中生,考的是中专,问问他就知道了。

天已经傍黑,好像要下雨。我到了侄子家,他却收工没回家。他父亲正从院子铁丝上摘半干的山芋干。我说:“大哥,我来看看革民上学的书。”大哥指指绳床上的帆布包:“都在那儿了,你看吧。”黄帆布军包装得鼓鼓的,都是侄子备考的用书,中间就有高中数学第一册、第二册。我听人说过,这些年的教材重实践降难度,所以,我想当然地认为,一年一册,两年,正好。翻看了一下,第一次对数什么的,学过;第二册,任意角三角函数什么的,没学。没学过我也不怕,因为广播里说了,“66、67届,婚否不限”。我天真地推测:67届,文革时是高二,高三的课没学,既然准许他们考,就不会考他们没学的内容。其实高三数学学的什么我并不知道,错以为眼前的第二册基本该是当年高二高三的内容。也就是说,第二册数学虽然我没学过,但它不在考试范围怕什么呢?所以我就信心满满地回家做复习的准备了。

到家里,我把以前初中三年和高一的数学书都收集起来。我不能在家复习,因为,要是碰到问题,我问谁去?公社中学倒是有老师,但是,我丢不起那个人:要是人说都三十多岁了,三个孩子了,还想考大学,该有多难堪!到外地复习,到远离家乡的所在才行。人人都有这个心理,再没面子的事,只要熟识的人、家乡的人不知道,那都不算个事儿;当然,要是有风光的事儿,想显摆显摆,也要在家乡显摆。古人不也说过,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文革中,为什么要把在外地工作的人押回老家批斗?要的就是诛心效果!嫖娼被抓,为什么总要告求:“你罚我钱,关我几天,都行!千万别让我单位的人知道。”可见,怕在熟悉的人面前丢人,这种心理,是共有的。正好我姐在东海,姐夫在东海教研室,到那里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主意一定,我带上了我那几本以前学过的破书,乘汽车换火车,直下运河向东海,夜里到了姐姐家。

姐姐姐夫住东海县东方红小学,住房是三间教室。第二天早早我就开始复习,从初一代数开始。我的天,我什么都忘光了,连一元一次方程我都还给了老师!才12年,12年我就把当年扬扬自得考试从不失分的数学忘得精光精光!有人怀疑丁玲说的,她一个人单独关在牢房,她怕将来出狱了,自己不会走路了不会说话了,就天天对着墙说话,就团上一个纸团,往墙上抛了拾回来,拾回来再往墙上抛。人家怀疑,我信!特殊的环境,真的能把一个人彻底改变!

上午,我正看初中的数学,姐夫从外边回来,拿了几本书,说:“这是高中数学课本。”我有个特点,正做着的事,不会不理性地打断,也不会轻易被别的什么吸引过去。我必须从初一学起,一时还用不到姐夫拿来的书,他就把书放在了高处的箱子上。

我几乎用了三天,才把初一到高一的书看完。晚饭后,我从高处的箱子上把姐夫拿来的教材取下,天!我不由得惊叫起来:高中数学不是两册,而是齐刷刷的4册!

我一下子懵了,瞬间好像失去了意识。4册书,我有3册完全没有学过。几天之后就要开考了,开什么玩笑?这是利令智昏,是无知愚昧!我觉得我浑身就像一盆冷水兜头泼下,人瘫在那里,和死人没什么两样。稍稍回过神来,我开始悲叹我的际遇:麻麻木木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动什么心思要考大学?考大学当民办老师能是我这样的人想的吗?真是倒霉,去侄子家问高中数学究竟学的什么,明明收工了为什么偏偏他却不在家?在家不就告诉我是几本书了吗?侄子明明报的中专,只要复习初中的书就行了,可帆布包里,为什么还要装着高中教材?装着高中教材也倒罢了,为什么却偏偏是1、2挨着顺序的两册?上边说的种种,只要哪一处不是那样,我都能弄清楚高中数学是几册,事实上一环又一环竟这样自自然然地让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让我出乖露丑!一连串的事,怎么会这么巧?不是上天刻意作弄我是什么?我来复习的当口,庄上的人已经上了河工,18%的比例,连妇女都上阵了。我给队长请假,说要复习应考的。我若回去,人家只一句“这么快就复习完了考完了?”,我的脸往哪儿搁?三天前,来的时候,三个孩子,排着雁阵目注着我。我心里说:孩子们,鼓励我吧,祝福爸爸吧。现在回去我怎么面对他们?三天前,怕人撞见不好瞧,小心翼翼避开了村人,到公社上的汽车。汽车穿过土山大街,街上正逢集,人来人往,车上的我暗生一丝得意:他人忙于生计,我要复习应考呢!这下完了,有多大的虚荣,就要丢多大的脸!冲动、孟浪带来的烦恼,都是自找的!出来容易,返程将是多难啊!

姐姐说:“那就玩儿几天吧,玩儿几天再回去。”姐夫无话找话:“学学也好。”那晚上露天电影院放电影,《女篮五号》。姐姐他们怕我出事儿,硬是拉我去看电影。一晚上,失神地看着银幕,泪水直往肚子里流,电影什么情节我一概不知!

从影院返回,躺在床上,心里翻江倒海!大概到了下半夜,无路可走的我,终于横下一条心:学!

我用6天的时间,硬是学完了3册从没有沾过的高中数学教材!后来在大学里,我和同学微微说过这个学习过程,有的说我吹牛,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我一点也没吹。我有什么必要吹嘘它?提起它,只能倍增我的辛酸,勾起我的痛楚!

我仔仔细细研读课本,认认真真地看每一条定义、公理、公式的推演,好在都能看得懂。一天,姐夫来告诉我,东海名教师陈文杰,将给备考的学生讲数学。我去了,整整一个下午,陈老师就讲了一道解析几何题,讲得好是好,但是,我哪有时间这样学习?我只能自己看书。

在姐家的10天,除了上头说的那天晚上和夜间,我每天都要学习22到23个小时,10天没脱衣裳。最后几天,每到早上八九点钟,总有一阵心里说不出的难受。那种难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想,人大概临死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吧。每天那种感觉如期而至,我就在教室头南北小路上走走,十分钟八分钟,难受的感觉就过去了。10天来,吃饭也从来没耽误事儿。住在教室嘛,东墙是黑板,外甥女把任意角函数公式密密麻麻抄在黑板上,我就边吃边记。

一天,姐夫拿来上海数学初试试卷,东海老师翻印的。姐夫说:他们讲,这张试卷要是能做及格,就有可能参加(江苏的)复试。我做了,要求是一个半小时,我做了整整3个钟头!因为,我只是看了书,并没有跟着做练习,解题的能力几乎没有。做试卷的时候,有的公式看书时是记住了,到解题时却想不起来运用,逼得自己只好从头推演。姐夫把试卷找人看了,全对!但我是用了超出规定的一倍的时间呀!

东海复习,还有一件事似乎也值得一记。一天,我正在里间学习,外间几个老师在激烈地争论什么。出来看看,见几个老师围在方桌旁。我半侧身子凑上前去,原来争论的是究竟该怎样解一道数学题。我说,应该这样……几个老师都不吱声了,显然是认同了我的方案。我又回里间继续看书,只听几个老师窃窃低语。送走他们,姐夫对我说,他们问这是谁?我说小孩舅,复习考大学的。他们说,一定能考上——这道题,陈文杰都没做上来。可巧的是,来的这群老师,其中就有安峰中学的校长王国安,由此,他记住了我。后来他当了徐州地区教育局中教科科长。我大学毕业时,运河师范的领导去教育局指名要张登勤。王科长说,张登勤不给你们了,给一个***,许文化。这是运师的领导后来告诉我的。

1977年11月28日,高考初试。27日下午我从东海回邳。父亲早前已经替我报了名,我直接到薛集中学认考场。光薛集公社报了300多人,全县该有多少考生啊,不知道。

夜里天气陡变,西北风尖叫着,天阴云暗。11月月末的天,竟感觉赛过严冬,透心地凉,彻骨地冷,冻得直打哆嗦!数学考试是上午,试卷下来,惴惴的,心头撞鹿。试卷不难,超出预料,我悬起的心放了下来。一张卷做得很顺利,尤其是后面的4道大题,三个是原封不动搬的课本例题,一道是课后的练习题,做起来,就像抄书的一样,准确而规范。我知道,数学卷子不会扣分的。我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交了试卷,甚至有点儿高兴了。交卷之后,考生们都在教室,人人都说试卷浅,我又愁了起来:大家都做得好,我还有什么优势可言?中午没回家,当然也没饭吃。感觉天更冷了,蜷着身子,簌簌发抖。下午两点吧,又一场考试,政文(政治、语文)开始了,发挥平平,没什么自喜的,也没什么懊恼和遗憾。

自觉初试还行吧,复试大概有望。于是不去河工,在家专事复习。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姐夫三天两头给我寄来一卷一卷油印的数学习题。我就天天做啊做。一天传来通知,我初试过关,有资格参加复试了。全公社300多人,参加复试的26,我是其中一员。大约是从初试过关起,我又想入非非了,把落榜后争取选为民办教师的目的,抛到了九霄云外:兴许我也能考上大学!

十几年高考废弃,一切是匆匆拾起,上到国家,下到各级机构,高考准备的不足可想而知。没有谁知道咱们江苏省究竟哪天复试,我就天天做我的数学习题;别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基本上没下什么功夫,又没有书,也无从学起。等啊,等啊,一直到12月中旬,才接到通知,正式高考12月23日起举行。

复试在县城。这个时候的我,已经不是二十天之前那个我了,我做了相当多的数学题,重拾了当年的自信。江苏省的数学复试试卷,据说是各省中比较深的,可是,我不怵,有深度有难度,才有区分度啊。然而,高中数学毕竟是四十来天自学的,高难的题目,还是无从下手。记得最后一道题,我怎么都做不来。我轻而易举地处理了前面的所有试题,我有足够的时间集中攻克它。然而,我终竟没有做出来。但我毫不懊悔,因为,以我当时的能力,根本无法攻克。这一题是15分呢!唉,只能85了。

其余语文、政治、地理历史,没什么可说的,一般般吧。语文有一道附加题,翻译荀子《劝学》一小段,20分,不计入总分,大概不能失分。作文题是“苦战”,我还是有生活的。

阅卷就在咱徐州本地,阅卷教师也是本地抽调的老师,考试及阅卷过程中,有的老师已经注意到了我。传出消息,我总分居前。张登勤语文单科全徐州第一,不算附加96分。他那一篇《苦战》,散文诗格式,句式整齐,一韵到底,激情澎湃。阅卷老师,人人争抄,一时间传遍了徐州八县!登勤兄斯人已逝,令人心痛!特着墨以记之。

我大概是当年几百万考生中最为侥幸最最幸运的一个!从决定参考,到咨询了解,到复习备考,到试卷易和难,中间无数环节,哪个环节不是像经过了的这样,结果肯定都是相反。不是父亲说高考落榜生有机会当民办老师,我压根儿就没胆量报名。要是那天见到了我侄子,就会知道高中有4册数学书,我也决不敢报名应考了。要是帆布书包装的不是挨号的1、2册,4册书也是会知道的,复习也就不会成行了。要是我在到东海的第二天,哪怕瞟一眼姐夫拿来的书,兴许因为离家天不多,回家的心理障碍小,也就知难而止了。偏偏是复习了3天之后才拿过书来看,走投无路的我,除了硬着头皮学下去,别的,没有任何可能!特别是,初试的试题,是各地区自行命题。命题老师深知这些年的高中教学质量,试卷出乎意料地浅易,浅得似乎成了笑话。然而,这正好拯救了我。因为,试卷稍稍难那么一点点儿,难不倒别人,却能难倒仅仅看了6天高中课本的我。这还不算,复试数学试卷又比较深,对做了20多天数学题已经获得了一定解题能力的我来说,就更易脱颖而出。记得复试数学考场,两个摩登女郎,无从下笔。可是开考不到30分钟不让离开考场。她两个像蛆一样在座位上拧,就等着30分钟的到来。回想这一切,真是“运去英雄不自由,时来天地皆同力”啊!

文化考试就算过去了,另一块心病——政审——又压在了我的心头!

十几年的中小学,我已经饱受政治审查之害。6年级升初中,竟然考了3次!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每年的不合理的高考政审,多少人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多少人才被残酷地扼杀!那时候,中学党组织,要对每个考生初审;省高校招生委员会再行复审。政审把学生人分四类:一“可以录取绝密专业”,二“可以录取机密专业”,三“可以录取一般专业”,四“不宜录取”。“政审”分等的依据主要是学生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出身剥削阶级,或者有亲属在港台国外,往往即属“不宜录取”。这还不算,招生学校还要对入围的考生进行“外调”,向其家庭所在地的党组织发函调查。如果回函的人看不得别人好,或者借机报复,那这个考生也就完了。1977年,虽然春的脚步悄然而至,然而几十年的一贯做派,和那句“按既定方针办”,又怎能不让人狐疑不定忧心忡忡?

知道我考得不错,有的人着实替我高兴,有的人则习惯于我在泥淖里挣扎,绝对接受不了我将成为一名大学生的事实。他们在等着政审,盘算着通过政审把我打回原形!

约莫78年2月初,公社来了薛家聘、胡居振两名干部,邀上我们大队支书张瑞太、会计张成涛,来到我们村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对我进行政审。政审对我是保密的,不过大队干部张成涛过后告诉了我。参加座谈会的,有我们庄上的血贫农许文达,会计许文政等六七个人。还有一个没资格参加却又一心想表达意愿的我的叔伯许任堂,他涎着脸赖坐在会议室门前的碌碡上,算是列席吧。

会计许文政热心肠直性子,抢先发言。说我思想好能给家庭划清界限聪明肯干;说我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文艺宣传队办得远近闻名;说我写墙字,画壁画,办专栏,全公社人人见了人人夸。说顺嘴了,还瞎吹我作为农业技术员,提高了产量,改变了农业现状。那时袁隆平还没出名,差点把我说成了陈永康(注:当年知名的水稻专家)……许文达听着许文政的胡侃海吹,脸越来越难看,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什么来攻击我。这时,门外列席会议的我的堂伯,来了一句:“他姥姥家是地主。”话音没落,门内正式代表许文达大腿一拍:“对,恶霸地主!”座谈会风向为之一变,转而抢着编造我姥姥家如何如何……

提起血贫农许文达,还真是个人物。我们庄是个小村子,都姓许,亲亲的几十户人家,房头都不远。我们庄没有文盲,几代人都念过私塾,四书五经纯熟。有趣的是,这些老大不小的泥腿子,不时还要来几句文绉绉的,以显示是个文化人。看你在颓墙上泥墙,有人经过,会随口而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一位老兄,黝颜鲐背、衣不蔽体,不过,这不妨碍他的雅兴。傍晚他赶着牲口回来,即景生情:“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小村子日子虽然苦,但民风淳朴,真个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因为前后两个人物,因为这两个人物又躬逢特殊的时代,小村子往往不得平静起来。往上一辈说,许文达的父亲就是个异类,除了不干正事儿,别的什么都干,家产很快弄个精光,自然成为贫农。其父天生具有革命性,土改当了农会会长。据说,他当时强烈要求工作队,把全村的人都划成地主,说那就什么都有了。工作队说那不行。他就说,总得划一半吧。结果又没批准,弄得他很为沮丧。许文达继承了父亲的品性,革命觉悟之高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小村子中,文革期间许文江因为门上写有“打倒毛***”被铐到县里,许文鹤被匿名告发自杀身亡,这都是谁干的,咱不知道,反正小村子是更不平静了。我还是拣确凿知道的说吧。许文达觉悟高,大段大段毛语录,脱口而出。不过,很多时候他会出错。他以为只要是广播电影经常出现的,就是毛语录了。一次,他开会讲:“毛主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被个小青年,一下抓住:“好你个许文达,鸠山(样板戏《红灯记》日本宪兵队长)说的话你说是毛主席说的——你现行反革命!”一向强势的文达,顿时蔫了,情急之下忘记了高贵的身份,竟向我求救:“文化,你说是毛主席说的吧?”我说“不知道”,这当然得罪了他。许文达整天巴不得我突遭横事。那一次在水利工地上,别人都在河塘稀泥里滚的时候,我被上头抽去搞了两天大批判专栏——这是许文达不能容忍又无可如何的——一天,我正在河塘甩泥,忽然岸上有人叫:“县里来人找你。”我到了上边,只见一个皮肤白皙举止优雅干部模样的妇女在等着我。她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对我问长问短,说我专栏办得好,把我着实地夸了一阵。过后听说,来人是北京新华社的,大家都称她筱主任。回到河塘,伙伴们偷偷告诉我:“你走后,许文达高兴死了,说‘呦——(注:这个字要拖长了念,上扬如上声),写出事了吧,这回是吃不了兜着走喽!’”你说,就这么一个人物,在政审的节骨眼儿上,他岂肯放过我?至于我那堂伯,很能理解,他的儿子和我从小学一起上学,我要是上了大学,他接受不了啊。

开罢了贫下中农座谈会,公社、大队4个干部回大队部的路上就说开了:“许庄这两个东西恁么坏呢!”公社的干部说:“咱公社就考取两个(注:另一个是徐师数学系的吕立超),咱不能叫这一个瞎了。”大队的干部说:“这好办,咱把座谈记录重写,手指纹随便按就管。”

基层调查就这样过去了,参与录取的老师告我讲,我的政审结果是“可以录取机密专业”。(《炎黄春秋》刊文讲,高考政审分成四类,一直延续到1965年。其实不确,1977级还是如此)

不久,接到徐州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1978年3月5日来校报到,30岁的我,抛下锄把开始了中断12年的求学之旅。

在农村的日子,每逢上大水的时候,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水流中,前前后后一节一节,站满了拦水网鱼的人。水中的游鱼,躲过了上一劫,躲不过下一劫,多少张网在前方等着它!不等它到了江河湖海,途中保不定就成了他人的盘中餐,能到江河湖海的万不抽一。人啊,多么渺小脆弱,任何外力都能左右你,达摩克斯之剑,生杀予夺,成败利钝,不由自己!仲夏季节,是姐了龟出土的时候。枝头上的知了卵蛹,有几个能正巧落在合适的土地上,正巧鸟雀、蝼蚁没发现,得以钻入土中,而且钻入土中的地方,正巧有树木的毛根可供吸食?在土中,幼蛹3年、五年,或者更长。这三年树要不死,土要不翻,不能干结,不曾水漫。否则,都将让它命归乌有。到长成出土的时候,有蛤蟆等着它,黄猫蹲俟着它。更有人类,一遍一遍寻觅,手电筒用上了,竿子拿手中。天罗地网难得逃生,能够逃脱掉最终完成蜕变的,万不余一!我是幸运的,幸运得十分反常!我就像经过千重坎万重险侥幸逃脱网罟万死一生终于到了江河湖海的小鱼,我就像自己也弄不明白居然过了天罗地网没上人类的餐桌终竟枝头化羽的姐了龟和知了。我老早老早就从不捉鱼,从不看人捉鱼;我从不加入捉姐了龟的大军,也不会在宴席上伸箸夹取。我怕我会哭,因为我看见它们就想到了我,想到了和我相似命运的同学和朋友,想到更多的做过梦不再做梦远没有我侥幸的人……


作者简介:许文化,男,邳州人。原中文系77级2班学生。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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