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 | 傅刚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著有《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
《〈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
《〈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
《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等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读书经验，倒是有一些读书的教训。我出生在五十年代的苏北农村，小时候不要说读书，连吃饱饭都是不易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成长，虽然我也通过一些际遇有幸读到一些书，对此自己心里还曾沾沾自喜，但后来得知出生在大城市里的一些学者们小时候读的书，就惭愧了——无论数量、种类还是质量都不能比。所以，今天我谈读书经验，只能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讲讲我们那一辈人独特的读书经历及学术研究道路上的一些体会，希望大家能或多或少从中感受到一点启发。
读书的兴趣，一般来说需要培养，但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出生在江苏苏北的一个文教不兴的小县城，与处处都是藏书家的江南相比，我们那个地方很少有什么藏书，读书人也不多。我曾查阅过我们的县志，文教上几乎没有什么出名的人，有几个，也都是别的地方科举考试来做官的，所以算是文风不胜。因此，即使有些读书的种子，也缺乏江南那种文教兴盛的环境，求学无门。我的父母亲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但我的父亲是干农活的能手，当地一些有钱人家的大领——在地主家领导农工的头，也都来向我父亲求教。我父亲对土地和庄稼有一种痴迷。我的一个亲戚对我说，他的小时候，我父亲有一天夜里把他叫起来，带到高粱地里说：“小三，你趴下来听听庄稼呲呲拔节的声音。”在做合作社的时候，父亲很能干，干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有了一头大骡子和两三亩地，划分上是上中农。父亲作为带头人，为了给合作社买马，跑到了内蒙古去。他步行从苏北走到内蒙古，买了马再从内蒙古回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后来我妈跟我说，父亲回来她都认不出了，人瘦得不成样子。父亲就是以这样一种精神在做事情。父亲在1950年被评为江苏省劳模，去北京参加当时的劳模大会，据说毛主席参加了会议，并接见了他们。他带回一大包相关的材料，因为不识字，有的被县里拿走了，有的被我的亲戚们拿走了，我们家反而没有。父亲去世后，我姨父给了我一本大会的手册，我当时也不懂珍惜，弄丢了。说这些的意思是，我父亲不识字，但他对做事情认真、有热情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大概传了一点给我。我也是很认真的人，看到不认真的行为就蛮气愤的，有时认真到不惜得罪人，但后来有取得一点点成绩也多少得益于此。我对于自己喜欢读书读书的记忆，最早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当时主要是看小人书，我母亲很疼我，常会给我一点零钱去画摊上看书。有一次家里来了位亲戚，给了我五分钱，我马上跑到画摊上看画书了。都看过哪些画书，已经不大记得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八女投江》和一本写西路军的小画书，似乎名字是《草原雄鹰》。往日的故事能够造成某种感觉，八女投江和西路军的遭遇所形成的悲剧感觉，长久地留在我脑海里。我对文学的兴趣，与读这些书在头脑里形成的某种感觉很有关系，现在虽然年纪大了，脑海里出现这种感觉时，还保留着当时产生的激动和感受。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一些大人的书了。苏北农村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书，但像《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天山四剑》以及《包公案》《彭公案》《说岳全传》《封神演义》等等，还是有流传的。我那时对这些书很有兴趣，千方百计找来读，大人们也会找我让我给他们讲。我是小学四年级碰上文革的，六年级毕业后，因学校停课就待在家里了。我有一个亲戚是国家小干部，他有一箱（记得是柳条箱）书寄存在我家。我那时十一、二岁，正是调皮的年龄，就偷偷从边上撬开，把书抽出来看。里面主要是一些文学名著，我感兴趣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当时对《红楼梦》《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不感兴趣，翻了翻就扔进去了，这些书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才开始看的。我们家是紧挨县城的农村，县里的农科所就在我家旁边，他们与我们生产队合作搞试验，我父亲是生产队长，因此和他们关系比较好。农科所的技术员都是知识分子，主要是从江南过来的，其中有一位老潘是宜兴人。他的子女与我是小伙伴，他儿子也长得很帅，前时遇见，聊天时谈到他爸爸，我说：“你不如你爸爸帅。”老潘被打成右派，但我认为他是最正直的人，有才华，人也很帅。我管老潘叫“潘大”，这是我们当地的称呼。老潘的爱人姓汤，是我小学里的音乐老师，我一直叫她“汤老师”。两口子又都是文艺爱好者，他们家有一把小提琴，还有一架风琴，我们那时见到这些洋玩意儿，总会产生一种崇敬感。潘大家里有许多文艺书籍，我在他们家里借到的书，还记得的有《唐五代词》、《唐诗一百首》、《牛氓》、普希金诗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煉成的》、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茅盾的《虹》《子夜》、叶圣陶的《倪焕之》，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等。这些书对我文学兴趣的生成以及我早期对文艺的了解，帮助非常大。我还从农科所一位姓叶的技术员家里借到一本《皇家猎宫》，虽然只是囫囵吞枣地读读。不过，对于普希金我是真喜欢，又是抄，又是背诵，还到处去寻代普希金其他的作品。1970年我们县中学恢复上课了，我被生产队推荐去县中读书（因为我们紧挨县城，所以生产队有一个去县中读书的名额）。我父亲已于68年去世，他在当地比较受到尊敬，所以生产队便把这个名额给了我。睢宁县中学创建于1923年，前身是道光年间建立的昭义书院。这个书院的建筑在我读书的时候还很好，但后来因学校扩建被无知之辈拆除了。1970年的中学教材除了社论和大批判文章，几乎没有什么内容。我这时候读书的兴趣越来越大了，就到处去找书、借书。我一位初中同学也是好朋友叫刘占海，他父亲是县棉麻公司经理。文革期间棉麻公司在全县收缴了很多被称为“四旧”的书，刘占海经常去棉麻公司的仓库里翻书，带回家看，我也因此从他那里借看。这是我中学时期看书最多的一个来源，后来还对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开玩笑说，你们可能并没有我读的现代文学书多。现代文学名著，我基本是在这个时期读的，记了一大堆作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代表作。我们的中学教材一无可学，但我发现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非常好。我的一位表哥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于是我就向他借那些语文课本看。从那些语文课本里，我得到了很多文学养分。我还记得一些名篇，如朱自清的《背影》、崔八娃的《狗又叫起来了》，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王愿坚的《七根火柴》，新华社记者写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还有一位俄罗斯作家写的一篇小说，名字忘记了，写一位卫国战争中脸部受了严重烧伤而变形的士兵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回家的故事。那个士兵见到了父母，但不敢认，谎称是他们儿子的战友，受儿子委托来看望二老，最后这位士兵吃完了父母做的饭后离开了家，他的父母则怀着满腔的怀疑不能平静下来。进入高中后，我的兴趣全部转到文科了。虽然我在初中的学习成绩还是班级里的尖子，但进入高中后，我看到上大学基本无望了，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唯一的出路似乎可以学高尔基去当作家。有了这个目的，我更加到处去借书，学习写作。和我有共同志趣的还有几位同学，比如我的发小姚健和中学同学史进。我们经常一起学习写诗，也交换读物。姚健比我年长，77年他考上了徐州师专中文系，他编了一部《人生宝典》，由天津一家出版社出版。史进是非常有文学才能的人，他很有写诗的才能，我记得他一个名句“明月伴我，我伴明月”。这时候的读书，已不仅是凭兴趣了，而是带有要当作家的强烈目的。我们到处寻找、借阅文革前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文艺性杂志，尤其是《人民文学》等。这些借来的书，我们就手抄。我抄过的有五十年代的《散文特写选》、《小说选》，当时知名作家散文集如秦牧的《土地》、刘白羽的《红玛瑙集》，以及峻青、杨朔、魏巍等人的散文，还有一本越南诗人据中国小说改编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总之，那时基本上能找到什么就抄什么。除了文艺性作品外，我也开始看一些理论方面的书。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搞不清楚散文和特写的区别，就到处找书，希望从理论书籍中找到答案，结果越看越糊涂，云里雾里的。我当时看过的理论书有阿珑的《诗是什么》、冉欲达的《文艺学概论》、巴人的《论人情》等，还有一本苏联人写的《小说概论》；古代诗文有《李杜诗选》《古诗十九首》《古文观止》等等。77年底我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是在78年3月份。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到过徐州去，连公园也没见过，到了徐州之后才随着班级活动到了一些景点。从读书来说，可以说如鱼入海，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让我大开眼界。我还记得第一次进入图书馆书库的情景，简直是目瞪口呆：那么多以前闻名和不知名的书籍静静地立在书架上。我们每次都是一借好多本，抱回宿舍里如饥似渴地读。中学阶段因为书荒是完全地饥渴，精神上处于饥饿状态；现在入了宝库，就像海绵一样拼命地读啊读。我常和现在的学生们说，你们读书一定要有如饥似渴的状态，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但现在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我们那一代都经历过大饥荒年代，我在78年入大学前，经常处于吃不饱中，见到了丰富的食物，当然是如饥似渴了！如今的大学生，生活在蜜罐子里，想着的是如何减肥，哪里有如饥似渴呀！但读书如果没有这种如饥似渴的状态，则读书的效力和兴趣、热情的保持，都会受到影响。大学里我的读书面加宽了，世界名著基本都借来读过。我记得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口气四天读完，这也是如饥似渴带来的动力。大学以后，尤其是大二选择了古代文学研究作为自己今后的事业，作家梦就醒了，读书也就围绕学术研究展开了。学术著作的阅读与学习，也同样需要兴趣和热情，但如饥似渴状态似乎再也没有像中学时以及刚入大学时那样出现了。
大学时老师就教导我们读书要掌握好博览与精读的关系，我自己的体会是，本科阶段博读泛览多，研究生以后则以精读为多了。对我来说，博与约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术生涯的深入变化的，如何掌握博与约的关系，还是应该看个人的情况。我大学的时候读书是比较博的，从研究生开始，主要是从博士研究生以后，就开始由博入约了。但我也有不少和我年龄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大一些朋友，至今也还能博览，中外古今都有兴趣。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但我已经做不到了。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过，学习先唐文学，有几部书是要精读的：《五经正义》里的《尚书》《毛诗》《左传》《礼记》是要精读的，史部中《史记》《汉书》《三国志》，子部里的《论语》《孟子》，集部的《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等。部数不算多，但若精读，恐怕还是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的。精读，当然要一字一句地读，注释、集解、正义都要仔细读，有的读一遍肯定不够。老一辈学者不仅精读，很多人对这些典籍烂熟于胸，往往能讽诵。我大学时的老师郭广伟先生、研究生时的老师马茂元、曹道衡先生等，都是能讽诵典籍的。现在的学者习惯于依靠电脑。虽然电脑在搜索方面比人脑厉害，但电脑还是人来使用，你需要搜查什么词语或材料时，就上电脑输入搜索。问题在于，你腹中空空，大脑中没有任何积累，只能就临时的文章写作去电脑搜检，那么你对典籍本身还是陌生的，对材料还是不熟悉，长此以往，你的学术修养永远没有深度，研究能力也就难以提高了。当然，中国的典籍浩如翰海，再善于博览的人也难以穷尽，经、史、子、集四部若想全部精读，那是不可能的，也要掌握好博与约的关系。曾见某位学者的笔记中说，自己把天下的书都读完了，以后再读什么呢？我总觉得有些夸张，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对典籍搜辑完全，比如宋、明、清的诗、文，并不能说已经全部整理出来了，所以说“读完了”有些夸张。可能某一类典藏，比如《四库全书》，好像有学者说是读完了的，但决不是中国所有的典籍。现在的《四库全书》，又有《续四库》《四库未收》《四库禁燬》等，尤其对当代学者来说，还有数量更大的外国典籍，所以一个人一生无论如何博览，也是读不完的。因此，我们的博览还是要与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从个人研究的计划、知识的积累等等方面着眼，选择书目。博读并不是目的，还在于吸收，如果读得再多，却记不住或所得甚少，则博读再广，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读书还是要讲究方法，看你能够吸收多少，化为自己的知识有多少。古人善于记诵，这是一种方法；今人记卡片、笔记，也是一种方法；如今数据库发达，年轻学者卡片也不记了。如何在电子文献盛行的今天，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也是考验当代学者研究能力的一个标志。我个人还是比较习惯于老一点的方法，比如纸本书，做眉批、笔记等，只是当年记卡片的手段转为在电脑中列条目了。不过，对于读书的目的我比较保守，和一些时贤读书全为研究、为写论文和专著不一样，我比较欣赏古人所说的为己之学。所以，我比较乐于读书，而不是乐于写论文，发表成果，甚至我现在对专著的写作，也喜欢用专题论文的形式成书。所谓大部头、有系统、章节齐全的理论专著，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水分太大。
我对大学和图书馆情有独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大学和图书馆。进图书馆首先要把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文史一类图书的排放架次搞清楚，明白自己关心的图书大概排放在哪些地方，以及这个图书馆都哪些有价值的图书。我熟悉的国内大学图书馆，主要是我学习和工作过的几个地方，如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上海师大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和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台湾大学图书馆。国外主要是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和中文系、思想史系合用的文学部汉籍中心、耶鲁大学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大学图书馆似乎应该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最为丰富，但实际上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富主要是古籍，它的学术出版物并不比普通师范大学图书馆更好。古籍线装书在我96年进北大后就对读者关闭了，不能入库，所以利用起来并不方便。我最喜欢的是文学所图书馆，尤其是古籍线装书。我读书的时候（1993-1996年），线装书库可以入库，可以出借，甚至普通明版的古籍也可以出借。我常常会在书库里一待就是半天，随便翻看。国外图书馆藏书丰富且利用方便的，就我个人而言，是东京大学的几个图书馆。首先是综合图书馆，其藏书之丰富令我咋舌，不仅品种多，而且更新非常快。我2003年作为外国人教师去东大中文系工作时，图书馆里已经有了这一年的上海市最新版地图，由此可见一斑。其汉籍线装书的种类和数量尤其惊人，以《十三经》为例，各种版次的刻本一排排地陈列在书架上。至于和刻汉籍，当然更为丰富。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是举世闻名的藏书地，他们入库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我作为中文系的外国人教师，一开始他们并不让我入库，我说我是中文系教授，而且问过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尾崎文昭教授，他说我可以入库，于是管理员便给我办了一个证，从此我便方便入库了。至于文学部汉籍中心，更是专门为文学部老师设立的汉籍图书馆，其藏书之丰富，堪比一般大学的古籍收藏。我拿到钥匙的当天晚上，就一个人进库了（老师们自己可以随时入库，但需入库时登记一下），待到11点才出来。现在回忆当时入库读书的情形，一如昨日。就我读书的经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开心、幸福的时光。如果说东大图书馆还因为我是校内教授的原因的话，我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借书和看书，更让我感受到读者的幸福。我太太在耶鲁大学工作，我作为家属也可以办理借书证，并且每次可以借30本书（我太太则可以借100本），时间是半年，还可以再续半年。我利用假期去美国探亲，常常去耶鲁图书馆看书，我可以入库，所以常常带着电脑在库里待上一天。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设施极为完善，不仅哥特式建筑庄严崇高，其内部阅览室也都是高壁廻廊，高墙上的彩色玻璃绘有各种题材的画，像教堂一样肃穆，大理石构件上都精心雕刻着不同的人像和花饰，让人顿生崇敬之心。美国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也不尽一样，耶鲁大学图书馆还是满足条件才能办理图书证入库，但如康耐尔图书馆，则会对公众开放。我太太曾在那里工作过，我作为家属，并没有办过借书证，也可以随意入库，当然没证件是不能借书的。
我曾给北大中文系学生作过一次报告，题目就是：如何读书。我的体会是，中文系学生要读好书、有用书及常见书。人生不满百，读书和学习就需要讲究效率，不能让精力浪费，所以要选择对自己有用的有价值的好书。什么是好书呢？这个问题并不是当代学者才面临的，古人也会对读什么样的书发愁，所以张之洞才让缪荃荪编写了《书目答问》。我认为，对中文系学生以及选择了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当然是指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学术著作，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有学术贡献的、对专业有深入研究学者的论著；二是在具有专业信誉的出版机构发行的论著（这在当前出版的黄金时期来说，尤其重要）。我在上大学之前的读书，因为书荒的原因是没有多少选择的，逮到什么看什么。但进了大学后，尤其是选择了专业方向后，看书就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古代历史等方面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出版物，大多数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那时学者出书很困难，多是有了相当的积累，在学术界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出版社才接受书稿。比如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要想在这两家出书是非常困难的。而一旦出书，就表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整个学术界都看重学者的学术积累，这也是那个时候的著名学者多是大器晚成者的原因。此外，书稿被出版社接受后，编辑会作出非常严格的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并不因为你是著名学者而放松。不少知名学者的书稿都经过反复打磨，甚至最终被退稿。这也是因为学者不太熟悉编辑事务，写作时未必考虑很多，有些说法可能有待商榷，材料也可能没有认真核实，毕竟编辑与学者的研究是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有着不同的要求。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也都是学术水平很高的学者，比如中华的沈玉成先生、傅璇琮先生、程毅中先生、许逸民先生等，书稿经过他们的审读，学术质量当然能得到保证。这样的编辑越来越少了，这也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有关。那个时候的出版社的编辑都是从校对开始工作，一步步升到编辑，所以学术眼光和文字能力都是一流的。这个传统在一部分编辑手里还是得到了传承，比如我的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交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是冯方裕先生，是我目前接触到的编辑中最为优秀的。他为我的书写了一大本审读笔记，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另一位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先生，也是非常严谨的编辑，他审读了我的《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书稿，也提出了许多意见，让我避免了许多错讹。我在《如何读书》的报告中建议，学生们读书要选专业的出版社，好的出版社出的书在学术质量上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这也是好书的一个标志。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还是很幸运的，能够接触到真正有学问的学者，那些著名学者的存在能够保证学风的清正，而我们也有幸能够直接从他们那里受到教育。也正是他们反复教导我们，学术工作要诚实，要勤勉，不能哗众取宠，要扎扎实实做冷板凳，从有用书、常见书读起，从中发现问题，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所以我们的老师并不鼓励我们及早发文章，对于读书，也不让我们仅仅集中在论文题目上，而是以打基础为主，哪怕读明清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也要从《诗经》读起。像我们这些留校工作的年轻老师，讲授文学史是必须从先秦通到明清的，而且要求最少要通两遍，所以只具有一篇论文的知识积累是不行的。读常见书是根本，而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史书是必须要熟悉的。我学习、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一直秉持着这样的观念，早期写作的几篇论文，题目也都是在看史书中得来的。当然，与老一代学者比，我们还是浮燥的。我的老师曹道衡先生南北八史起码手抄过一遍，他记忆力本就惊人，再加上这样用功，所以才能对南北朝的人物如数家珍。我们算是半路出家，不像曹先生是从小做日课出来的，所以虽然也用功，但不能像老先生那样拥有长久的记忆力。《宋书》和《南史》我也读过几遍，一些事件也用心记过，但时间一长，又糊涂了。我早年短暂的记忆似乎还可以，诗词念几遍也能记诵，背过《雷锋之歌》《离騷》《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等，但现在基本上忘了，再翻看以前做过的卡片，浑无印象，自己当年做过的一些调查材料，也都记不住了。所以，和老一代学者比，我是很惭愧的。常见书是本，但研究中的确需要一些非常见书，尤其在当代，随着各图书馆的开放以及国际交流的便捷，一些深藏不见的秘书也时有问世。比如我研究的《文选》和《春秋左传》，就有不少珍稀的写抄本和往日难见的版本出现，研究者当然要掌握。我研究《文选》时，从国内和日本、韩国搜集到不少珍稀的版本资料，对我的版本研究帮助甚大。这两年研究《春秋左传》，我也同样花很大力气去搜集各种写抄本和版本，写抄本有敦煌所出的写本，日本也存有不少抄本，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查阅，有可能就尽量复制。有时候花了大力气搜集来的材料最终也用不上，但仍然要去搜集。我曾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看了一周的书，查阅了乾隆皇帝命大臣们为他抄写的三种《文选》，因为我想研究清初出自内府这些抄本的底本来源。这些大臣们抄写的《文选》，每卷之后还有校语，我整整抄录了一周，本来想把它们整理出来或作些研究发表出来，后来因要尽快干别的事情就搁置了。这种查阅图书的甘苦和自己对研究专题的把控，对自己的提高是非常难得的。再如研究《春秋左传》，我去日本静嘉堂看了近一个月的书，每天起早摸黑，从早稻田大学住所乘上地铁到涩谷，换上田园都市线电车，到二子玉川站下车，再步行半个多小时到静嘉堂。有时风和日丽，有时阴雨绵绵，但一旦在书桌旁坐下来，图书管理员送来索看的书，心就平静了。静嘉堂里还有几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生，他们很用功，比我读书时间更长，也更聪明，但像我这样一头白发的老头，中国学者中已经不多了。这样的读书虽然辛苦，但内心是快乐的，人生的读书应该多有一些这样的经验。随着考古的兴盛，前人未见之材料越来越来丰富，这些也可以属于秘书。出土文献属于特殊门类，我的主张是应该以传世文献为主，结合出土文献，互相印证，不能径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更不能以之否定传世文献。虽然限于精力，我不能全力投入出土文献研究，但我对出土文献一直关注，关注它的内容和研究进展，并引以与传世文献互证。
我们是学者，当然以读书为主，但学者应该建立供个人使用的书房。买书是围绕个人兴趣展开的，有条件、有能力的，可以多买一些有价值的好书，因为尽管整理出的书越来越多，还是有很多书没有被整理过，若自己有需要，又碰上了机会，就买下来。我也在个人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购买图书资料，在经济还非常拮据的早年就开始买书了。最早关于买书的记忆是我留连在小人书时期，一次妈妈带我去洗澡出来，看到路边的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摊，我缠着妈妈非要买一本，妈妈犹豫再三，还是掏钱帮我买下了，这可能是我拥有的第一本书吧，书名是《八女投江》。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去县里的糖厂做临时工，每天挥舞着铁锹一刻不停地从早干到晚非常辛苦，才能赚一块钱，也不敢请假休息，临时工一休息可能就会被炒掉。说起来蛮让人掉眼泪的，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休息一天。那个时期，我咬牙订了三份杂志：《人民文学》《诗刊》《朝霞》。文革期间书店里也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书，但一次在新华书店看到一本影印的《梦溪笔谈》，好像是一块多钱——当时对我来说是大钱了！卖书的营业员是我一位同学的姐姐，据她说这本书只卖出我这一本。1978年考入大学后，每月有四块钱助学金，我基本都拿来买书了，好在那时候的好书便宜，几毛钱一本，比如一本《诗集传》五毛钱，就这样，到毕业时，我攒了一柳条箱子的书。可以略为不犯踌躇地买书，是到了上海读研究生时。我到上海师大读书是1983年，那时的物价还不贵，书价也一样。我记得一次在书店里见到《六朝文絜》，特价只要一毛五分钱，我一下买了两本：送人也好！有时候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的，比如我在复旦校内的书店里买到一套《清经解》，煌煌十二大册，只有一百多元钱。2008年我去台湾大学任客座教授，在台湾的书店里也买到不少便宜的好书。台湾有一家茉莉书店，是二手书店，价格较为便宜。在台湾重庆路商务印书馆书店，我花了一百元新台币买到一套竹添光鸿的影印本《毛诗会笺》，当时书店大概清理存货，摆出来好几套。回北京后，有同事得知，也想买，我便托我在台湾的学生杨雅雯帮我去看看，结果她回复说，书店说从来没有卖过，并且说，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书！购书最有收获的是在日本。2003年我去东京大学任外国人的教师，逛书店便是我最愉快的生活。关于日本的书店，许多人都写过文章，应该说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每个人购书的经历和喜悦也都不一样。我至今还是非常怀念在日本逛书店的日子，脑海里回放着各种各样的影像。在日本逛书店，乐趣并不仅在购书上，还在逛的过程中。我记得一次和几位中国学生冒着绵绵细雨去神保町逛书店，逛至晚上7点多，便去一家位于二楼的茶餐店吃饭。坐在临街的窗户旁，静静看着窗外街灯在雨中闪烁，耳中听着店里播放着的日本谣曲，看细柔的雨丝在灯光下摇曳划下，我不由想起唐人词句“细雨湿流光”，真是永远难忘的经历。我的购书主要是与自己的研究相关，所以并没有买特别珍贵的书。一次在东城书店见到一套明代袁褧刻本《文选》，经过了朝鲜改装，要价两百万日元，硬是没敢买。那时日本的书还算便宜，比如一套同治版《十三经》，也才六万日元，一套石印本的只有三千日元。我选择的书，一是与自己研究有关，二是没有影印或整理出版过，三是和刻汉籍（因为中国刻本太贵），四是价格便宜（当然，如果特别需要，贵点也得买）。比如见到一套京都大学影印的《文选集注》，珂罗版线装大本，这套书我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过，心下一直记挂着，所以赶紧买下。和中国刻本相比，和刻本要便宜一些。我也是本着了解和学习日本汉学研究成果的目的选择要购的书，比如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安井衡的《左传辑释》、冈白驹《左隽》、中井积德《左传雕题》、增岛固《读左笔记》、龟井煜《左传纘考》等。这些学术书说是便宜，也只是和中国刻本相校而言，其实动辄也要几万日元，如《左传缵考》要八万多日元，景正宗寺本《春秋正义》是在一家书价相对便宜的松云堂买的，也要三万八千元。神保町的汉籍书店主要是山本书店、东城书店、诚心堂、松云堂、琳琅阁等。松云堂是一家老店，老板好像是神保町书店街成立时的发起人之一，但如今已经衰落了，只有一位老太太和他的女儿在经营。2003年的时候，老太太和他的女儿对客人都还很客气，尽管店面非常狭小拥挤，但因我要长时间翻书，还给我搬了一个小凳子，并且奉上一杯清茶，很温馨。不过这几年再去，老太太已经对客人有些不耐烦了，可能与中国购书人太多有关。我曾在一家卖日本木板画的书店见到一群中国年轻人，他们大呼小叫，肆意评论，老板非常不高兴，皱着眉头和他老伴小声嘀咕着，应该是不好听的话。神保町书店现在的商业道德似乎也在下降，2003年的时候，店主们对客人比较客气，也讲信用，但现在也时有欺诈顾客的行为了。我在东城书店买了一套同治版广东书局刻本《十三经》，是翻刻乾隆四年殿本的，我一直喜好乾隆殿本《十三经》，因为有考证，校勘也较精。当时我人在国内，就写信问东城书店是什么纸，老板回信说是白纸，于是我就下单买下来了，收到书后却是黄纸。老板当然识得白纸、黄纸了，这就是欺客了。我在东城书店买了不少书，但老板对我们这样的小顾客并不在意，可能这几年去的中国大书商们才是他的重要客人吧。我印象不错的是琳琅阁书店的老板斋腾先生，这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他知道我是东京大学教授，对我比较客气。我不会说日语，就和他笔谈。一次他对我比划着说“乒乓，乒乓”，我听不懂，只听是“bingbang”，最后他跑到阁楼上抱下一套书，原来是明版的《花间集》，双色套印，他劝我买。我那时对玩书不感兴趣，也觉得太贵，就没有买。我离开日本后，据说斋腾先生有时会向中国的客人谈起我，我在国内也还时不时在他那里买些书，他每出一期简报以及日本书讯信息等，也都会寄给我。有一次他寄来一册神保町书店街史，介绍神保町书店街从成立到现的各家书店经营情况，其中有哪家书店在什么时间购得什么书等，是非常珍贵的材料。但前几年便听说他去世了，现在由他的儿子经营。我有时去日本，还会专门去一趟琳琅阁，虽然他儿子也不会中文，但我一报上名字，他便知道。2003年的时候，日本的和刻本相对来说便宜一些，那时还是能够买到一些品相和内容都不错的书的，比如我买到道光版《清经解》和光绪版的《续清经解》以及光绪版《经义考》。尤其是道光版《清经解》，白纸，初印，十分赏心悦目。现在已经不行了，以前不被看好、多数摆在店外面临街的书摊上的一些和刻本，现在也被书店陈列在店内书架上了，而且要价甚昂。这几年我购书主要集中在《春秋左传》上，主要是和刻本，对我的《左传》研究提供不少帮助。这些书有的也很贵，在国内估计没人要，但我却毫不犹豫买下，因为我的研究用得上。比如东京古典保存会用东京尊经阁所藏金泽文库旧藏宋本景印的《春秋左氏音义》，虽然比较贵，但对研究有用，只能购买。日本早期的和刻本还是非常贵的，也是我不能问津的，比如庆长活字本，一是难得见到，二是即使有也买不起。最近几年我们北大中文系几位同仁组成了一个东亚古典研究会，与日本有关方面开展日藏汉籍的合作研究。这些工作其实已经属于中外书籍交流史的研究，但我一直把它视作自己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利用日本藏书，也是选择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汉籍。如与庆应大学斯道文库合作影印一些和刻本，主要是由刘玉才教授负责，我便挑了藏于斯道文库的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现在此书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我写了一个题解，同时还写了一篇研究文章《日本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考论》，收获很大。我认为这套《春秋经传集解》就是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中所称之“宋本”，山井鼎搞错了，这不是宋本，而是日本的五山版。
我的“行万里路”，是指我个人的求学经历。我从徐州师范学院考到上海，又从上海考到北京，应该有万里路了。曾经，我和我的同事们开玩笑说，你们是“贵族”，一毕业就留在北大工作，比我节省了起码20年。我小学遇上文革，待在家里两年，中学毕业做回乡青年，又近三年。本科考上徐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县里的中学工作了一年半，才又考入上海师范学院（85年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在上海学习工作了10年，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又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博士后出站已经40岁了。我的前半生都在学习的路上。我们这一代出生于50年代的人，大概有不少和我的经历一样，虽然坎坷一些，但人生的收获并不小。从北大、复旦等名校毕业直接留校的人，没有这样坎坷的经历，人生阅历方面是不如我的。我有了这些经历再去看古代的一些文献、材料、书籍的时候，很多人生的遭遇和经验会和古人有共同点，就能体会到古人当时的感受，也更容易发现一些不同的角度，然后再寻找新的资料去解读。比如说《古诗十九首》，为什么会出现？到底是什么？是谁在写？是谁在读？我都是在用人生经验去解读它。现在我看书，每看到一条材料都能得出一些新的体会。我在《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后记》里说：“我的翅膀得到了风风雨雨的磨炼，而变得较为坚硬。”这也是命运对我们这些行路坎坷的人一种回报吧。从我自己的经验和心得来说，我觉得，如果从运筹学来看，我肯定是不合算的——当你还在辛苦求学的时候，你的同齡人已经在工作，并且获得了很好的职位，所以我一直在做费力费时而功效甚微的事。不过如今年龄老大，回想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费力费时，也许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锻炼。事实上，在南北求学的路途上，我领受了不同地方的文化，不同学校的教育，不同师长的指导，这也就是我说的“翅膀得到了风风雨雨的磨炼”。我还有一点体会是，不要小瞧地方学校。我曾经说过，我的学术训练基本是在徐州师范学院完成的。徐州师范也有名师，学术训练也是严格和完整的，图书馆也是十分健全的。给我们上过课的廖序东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语言学家，八、九十年代的高校教材《现代汉语》就是他和黄伯荣先生主编的，廖先生是现代汉语的教授，但给我们上课上的是《说文解字》，还写过《楚辞语法研究》。我们的古代文学老师是王进珊先生，他解放前就是上海著名的文人，也是复旦大学教授。吴奔星教授20年代就是著名诗人，28岁就是教授了。当时年轻的老师，如吴汝煜先生、邱鸣皋先生、郑云波先生等，也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其中吴汝煜先生是非常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49岁时英年早逝，但他在49岁时取得的研究成绩是国内同样年龄的学者鲜有能达到的。由徐师大考入上海师大，对我来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仅学习更上了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的变化。徐州地区毕竟是小地方，我又是更小的睢宁县农村里长大的，所以我跨入上海时，穿着的还是文革时流行的绿军便装，但80年代初上海已经很鄙弃这个穿着了。我师母杨正中老师说了我好几次，说一看到我的绿军装，就想起文化大革命。十年上海的生活，我慢慢地变化，对精致文化有了欣赏，在这里我学会了欣赏古典交响乐，学会了什么样的穿着是对别人的尊重，也学会了喜欢吃上海菜……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向别人学习。外地人都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却不知道上海人勤快、本分、守纪律、与人为善。所以我在上海结交了很多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讲究人与人之间等距离交往。理性、平等、不以友情绑架友情，这就是上海人。我在上海一共生活了十年，1993年觉得应该离开了，于是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从曹道衡先生读博士。从学术上说，北上社科院并师从曹先生，是我学术上的一次攀登，实现了我“读第一流书，做第一流学问”的愿望。曹先生是上海人，他的舅舅是潘景郑先生，姨丈是顾廷龙先生，曾叔祖是曹元弼先生，他是有家学的。我随曹先生读书，主要是看他的书，仔细研索他是如何研究的，即如何选题，如何搜集材料和使用材料。我的体会是，师生之间，名师的指导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生要主动，从老师的一言一行以及他的论著中学习。我现在带学生，刚进门时便让他们认真读曹先生的书，揣摩曹先生的研究方法，认真汲取并转化成适合自己的营养。曹先生是大儒，我随他读书多年，可以说任何学术上的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他对典籍和史料的的熟悉令人惊讶，这一点，是我不具备的。我们研究生院93年共招收84位博士研究生，编成三个班，经济学、金融学为一班，中国文史为二班，外国文史、法学为三班，大家住在一起，大课一起上，所以关系都很好，彼此也都较熟悉。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不同专业背景以及不同院校出身的同学，互相启发，互相诘问，对于扩大个人的学术视野和文化眼光，十分有帮助。从研究生院毕业后，我直接去北京大学随袁行霈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已经不是学位了，所以也不再有像研究生时住集体宿舍那样的群体环境，虽然偶尔也有一些活动，但主要是以个人研究为主，也不需上课。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和校园文化于自己还是影响甚大。北大是我从小便向往憧憬的地方，自己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在这里学习工作，因此，自己便牢记袁先生的话，尽快融入北大。融入便是修炼的过程，我在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中从多方面体会北大学风。事实上，自93年来北京，我便体会到南北学风的大不同。这两种学风各有优点，如能融会贯通，自能够取得成功，只是我至今仍然还在学习之中。
傅刚老师刚刚从美国回来在上海隔离结束，正好趁此难得的机会邀请他来给我们做读书经验的讲座。之前的讲座上我提到过，我从复旦大学调去的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是一个以经学教学与研究为主的地方，所以请了国内经学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去做系列演讲，其中，虞万里老师讲的是“石刻与经学”，陈尚君老师讲的是“唐代文学与经学”，傅刚老师讲的是“先秦文学与经学”。傅刚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也是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的会长。他做的《〈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等，成为现当代研究《文选》的标志性成果；此外，他还做了《〈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等；现阶段他正在做《左传》，很快一系列关于《左传》的重要成果将会出来。
傅刚老师的学习经历很丰富，跟我们前面几期嘉宾陈尚君老师、虞万里老师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经是没有书看、只能抄书的孩子，最后却走上了一条成为国内顶尖名校中顶尖教授的道路。我跟傅刚老师的共同点也不少。第一点显而易见，我们都姓傅；第二点，我们的求学及工作的轨迹相似：傅刚老师先是在徐州师范学院读大学，然后到上海师大读硕士并留校工作，接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读博士，而后去了北京大学做博士后，最后留在北京大学工作；我先是在杭州师范学院读大学，然后到杭州大学读硕士并留学工作，接着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而后去了复旦大学做博士后，最后留在复旦大学工作。傅刚老师以前说到，他是从一个小地方的师范学院出来的，所以特别愿意向很多地方的学者学习。对于这句话，我也特别有感触。除了共同点之外，我和傅刚老师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傅刚老师在多个文献和文献学领域都做出了后辈们甚至同行们都绕不开的扎实研究成果，而我都没有。
听完傅刚老师的讲座，我想就四个点谈谈我的感受。
第一点，傅刚老师讲到了他们那一代人求学过程中断、只能先工作再接着求学的经历。他们在边辛苦工作边见缝插针找书读的条件下养成的那种对读书如饥似渴的习惯，逐渐养成了他们终生孜孜不倦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很可能就是后辈们比不上老一辈学者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个人也是非常受教益的。
第二点，傅刚老师提到，很多材料他要求研究生自己去找，因为只有自己找过、做过的，才是自己的。这让我回忆起一个场景。大概在80年代末期，当时已经在杭州大学工作了的我代别的老师陪郭在贻教授去参加上海教育学院主办的一个关于近代汉语的国际会议。会上来了好几位日本学者，其中一位做近代汉语的日本学者在会上说，他把几部古典文献都做了索引（那时候还不用电脑，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做出来的）。会议结束后吃饭、休息的时候，我在跟他聊天，边上不断有人来问他，他那个索引什么时候出版。最后他被问烦了，说：“我这是自己做研究时查考用的，不出版。”到最后一个人来问的时候，他很不客气地反问：“你也是做这个研究的，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当时在边上的我都觉得脸红。为了开会花三五天拼凑出来的东西，与花几个月、几年拿出来的成果，是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的。现在，因为检索太方便了，直接拿现成材料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些基本的笨功夫，做过和没做过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第三点，傅刚老师讲到读常见书的问题，尤其讲到了跟出土文献的关系问题。出土文献现在是显学，北大、复旦等名校的很多杰出学者在做相关研究。但是初学阶段的人想要接触这些，必须先打下扎实的传统文献的基础。一方面是甲骨金文可以纠正《说文解字》的错误，但你没有《说文》的基础，你就不可能辨认考释甲骨金文，所以从罗振玉、王国维到李学勤、裘锡圭先生等古文字大家没有不重视《说文》的。另一方面是我上《论语》课的时候跟学生说过，江西的古墓里发现了所谓《齐论语》——《论语》又多出失传的两篇，《论语》研究者都很高兴，对研究儒学史非常有意义。我跟同学们说：一方面，我们对新材料要有敏感度；另一方面，《齐论语》跟处于基础学习阶段的你们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如朱熹那样的众多古人都没有看到过《齐论语》，因此那两章其实对中国思想史没有多大影响，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所以你们必须首先把精力放在传世的二十章上。
最后一点，提问阶段一位读者提到“书读完了”的问题，傅刚老师已经做了很好的阐释。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北京大学已故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的一篇文章里的故事。传闻陈寅恪前辈回国之后去拜访父亲的好友夏曾佑先生，夏先生对他说：“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读。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这个听上去很荒唐，中国书那么多，一个人怎么可能读得完？这个故事的真假不可考，金先生则借这个故事来讲他自己的道理，中心意思是：无论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文化，每一种大文化发展到现在书都是无穷的，但必定有一些书是其他很多书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其他所有书的基础，这种书就是真正的“原典”。读了很多“非原典”的书，不能说了解了一种文化；但当我们把一种文化里真正的“原典”书读了，哪怕没有读很多以此为基础的其他书，也可以说已经了解了一种文化。金克木先生的这个观点，以及傅刚老师讲的观点，都是值得在读书方面有困惑的朋友们参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