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杰:从一份杂志谈我的学术之路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 2014-06-16  浏览次数: 221

 

 

从一份杂志谈我的学术之路

 

郭 杰

 

(一)

1978年3月,当我作为文革结束后首届高考录取的77级学生,走进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校园的时候,中国学术界还未能完全走出十年文革的阴影,时时现出一种凄清寥落的景象。图书馆的书架上,几乎见不到新出版的学术著作,也没有几本像样的学术刊物,连后来脍炙人口的那两种《中国文学史》教材(即社科院本和游国恩本),当时也还没有再版使用。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1980年上半年,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文学遗产》即将复刊了。当时怀着憧憬的心情,从中华书局邮购了这本“复刊号”。翻开那古雅简朴的褐红色封面,在目录中,一连串内容广博、令人耳目一新的的论文题目,一连串成就卓著、必定在学术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的作者姓名,赫然映入眼帘。其中既有闻一多先生的遗作《东皇太一考》,也有老一辈学者的新作,如林庚先生的《〈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王季思先生的《从〈凤求凰〉到〈西厢记〉》、夏承焘先生的《读词随笔》、姚雪垠先生的《论〈圆圆曲〉》、聂绀弩先生的《略谈〈聊斋志异〉的反封建反科举精神》、季羡林先生的《印度文学在中国》、郭绍虞先生的《从悼念到建议》,还有当时学术界领军的杰出中年学者的力作,如傅璇琮等先生的《谈〈全唐文〉的修订》、王运熙先生的《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杜书瀛先生的《李渔论戏剧真实》、徐朔方先生的《〈红楼梦〉爱情题材的评价》、邓绍基先生的《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以及更为年轻的优秀学者的作品,如葛晓音先生的《陶诗的艺术成就》等等……说实话,以我当年的知识见闻和学问根基,不仅对这些论文的奥义难得要领,就连这些赫赫有名的作者,也多是前所未闻、不知其详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这本《文学遗产》“创刊号”,犹如一股春风,吹醒了我心中最初的学术梦想;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后来走向学术世界的最早的门径。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是《文学遗产》的忠实读者,孜孜以求,受益良多,从中了解最新的学术成果,掌握学术发展的动态和趋势,汲取治学方法与经验,在其照耀和引领下,不断前行于学术之路上,从当年见闻有限的青年学子,到而今两鬓渐白的中年教授,虽然成就有限,却也乐在其中。

至于那本“复刊号”,我在2002年7月颁奖典礼的发言时,曾经手持展示给到会的诸位专家,表明《文学遗产》对我的引导作用。发言结束后,坐在我旁边的傅璇琮先生(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有些遗憾地对我说,虽然他曾在“复刊号”上发表了论文,但这期刊物他却已手头无存了。傅先生是我多年敬仰的学术前辈,他不仅学术造诣精深卓著,尤以热心奖掖后学而见称于学林。我深深感到,这本“复刊号”对于傅先生,比对于我更有意义,于是便将这册刊物敬呈给他,作为纪念。

今天回过头来,可以这样说: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期刊之林中,《文学遗产》堪称独树一帜、成就卓然的顶级学术刊物。其高层次高素质的编辑队伍、精深严谨的编辑宗旨和办刊方针、经得起长时间检验的发稿水平和质量、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影响,都为这份刊物,赢得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声誉。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长期以来,《文学遗产》始终坚持与学术界的密切交流和融合,特别是培养和扶持了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成为辐射性和影响力极为广泛的学术中心,引领人们在通往中国文学璀璨遗产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甚至形成了耐人寻味、值得深思的“《文学遗产》现象”。在当前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质量、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时代呼声中,在弘扬中华文化伟大传统、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里,这尤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

1990年12月,我从东北师范大学博士毕业。翌年,来到吉林大学任教,担任著名诗人和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公木(张松如)先生(1910—1998)的学术助手。公木先生和我的博士导师杨公骥先生(1921—1989),在人生经历上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河北人,都曾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投奔延安,都曾在解放战争初期中作为干部调往东北,又都成为1946年创建东北大学(即今东北师范大学)的首批教授。两位老师不仅经历相近,而且情谊笃深,几十年里无论遭遇什么风风雨雨,都始终肝胆相照,相互支持。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们们就曾相约合作完成《中国文学史》,后虽因故未果,但毕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合作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具有重要学术史价值的论文《论商颂》。这篇论文,以广泛而坚实的史料,坚持论证了《商颂》是商代朝廷祭祀的颂歌,有力反驳了清代中期以来经魏源《诗古微》、皮锡瑞《经学通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以至近代王国维《说商颂》所弘扬的、为梁启超、郭沫若等众多历史学家以及中国文学史家等所广为接受、当时在学术界几成定论的今文经学的观点,即《商颂》是周代宋国贵族正考父所作的观点。这对于科学地认识中国上古文学的历史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随着学术文化的深入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认同和接受了这一观点,并结合考古研究的成果而予以充实论证。值得提到的是,这篇《论商颂》,就是在《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1956年1月)发表出来的。公木先生晚年,依然把《诗经》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方向之一,在《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发表了论文《论史诗与剧诗》。同时,直到他1998年去世,他也一直担任着《文学遗产》的通讯编委。这是我的两位恩师与《文学遗产》的令人珍视的历史因缘。

当我来到公木先生身边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开展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史论》的研究工作。那时,公木先生的前任学术助手赵明教授已经调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由于人手缺乏,这项工作实际上尚未起步。我们商讨了研究计划,确定撰写一套大型丛书《中国诗歌史论》,共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金元”、“明清”、“近代”、“现代”等九卷,承担各卷的撰著工作的,是当时活跃于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李炳海(中国人大)、赵敏俐(首都师大)、傅刚(北京大学)、韩经太(北京语言大学)、张晶(北京传媒大学)、李继凯(陕西师大)、张福贵(吉林大学)诸兄,他们有的是我在东北师大的师兄,有的是我在吉林大学的校友,有的是我在徐州师院(即今江苏师大)的同学。时任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许中田同志(后来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和时任吉林省出版局处长的樊希安同志(现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对于这项研究计划,在经费和出版方面给予了宝贵的帮助。这项工作,也得到了《文学遗产》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为了进一步进行科学论证,广泛征求学术界意见,1992年夏天,在风景优美的吉林市松花湖畔,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吉林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了“中国诗歌艺术研讨会”。会上,学者们对这项研究计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次会议,对《中国诗歌史论》研究课题的顺利开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松花湖会议的机缘,我有幸结识了《文学遗产》当时和后来的三任主编:徐公持先生、陶文鹏先生和刘跃进先生。徐公持先生严谨扎实,厚重精到,他签赠给我的《魏晋文学史》,是我常置案头、经常翻阅的学术力作;陶文鹏先生富于才情,机趣横生,他的唐宋诗研究,本身也是引人入胜的艺术妙境;刘跃进先生深邃独到,高屋建瓴,史料的翔实与理论的缜密交相辉映,给人以统领全局之势。记得1996年初夏,我和跃进兄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那山峦起伏、浓荫遍布的校园里不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我们曾与该校东亚系的梅祖麟教授一起,谈论过中西文化的异同,还曾结伴同游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王海龙兄的陪伴下,登上曼哈顿西南端的世贸大厦,参观罗德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后来世贸双塔被夷为废墟,再后来废墟上又盖起高楼。世事沧桑,思之令人惘然。

松花湖会议,是我和《文学遗产》编辑部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我深深感到,编辑部的整体氛围宽松和谐,既执着于学术理念,又富有人情味和归属感,每个成员之间相互关心和扶持,各自又保持着鲜明个性,充满了昂扬的激情和活力。这真是一个难能可贵、值得学习和信赖的学术团体。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的老同学、当时任教于上海师大的傅刚兄,结识了刘跃进兄,又在跃进兄引荐下,投到曹道衡先生(1928—2005)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傅刚兄的博士论文后来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他本人也早已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知名于学术界了。这一切,如果究其原委,在某种程度上,还真是拜《文学遗产》之所赐呢!

我们这套《中国诗歌史论》,于1995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又发表了北京师大谢思炜教授(现已调任清华大学)撰写的书评《深入开掘中国诗学的蕴藏》,对这套“目前见到的规模最为宏大一部单体文学通史”(谢思炜语)予以鼓励,并由此拓展到中国诗学的更多宏观问题。后来,这套著作荣获“第一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同获此奖的,还有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和“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没有辜负学术界朋友们的厚望。我作为副主编,在公木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从策划选题到组织撰写,也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同时从公木先生的高风亮节和精识卓见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成为终生难忘的精神财富。而在此过程中,《文学遗产》所给予的弥足珍贵的关注和支持,是我们这些作者倍感温暖、永难忘怀的!我与《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先生、副主编张剑先生以及编辑李伊白女士、马丽女士等,也先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调到深圳大学工作以后,也曾协助承办过《文学遗产》论坛,同样是严谨扎实的会风,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效果。

前年(2012),我的师兄赵敏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主编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十一卷本《中国诗歌通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大型著作,从卷次划分到作者安排,仍可见出《中国诗歌史论》的点滴影响。然而,“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其更开阔的视野、更宏大的规模、更严谨的体例、更丰富的史料,已非“史论”可比了。不知敏俐兄在主持其事的时候,可曾回想起当年合作“史论”的那些往事?

(三)

多年来,我作为《文学遗产》的忠实读者,可以说是受益良多。同时,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在《文学遗产》的引导下,我也尝试把比较能够体现自己学术特色、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论文,投寄到《文学遗产》,以寻求指教。这个投稿过程,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在《文学遗产》上,我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即《〈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1999年第2期)和《从〈生民〉到〈离骚〉——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2001年第1期),有幸成为其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作者队伍中的一员。

这两篇论文,在我的全部著述中,自感还是用力较深、创见较多的。发表之后,也取得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其中,《〈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一文,试图继承闻一多、孙作云等先生所开拓的道路,运用文艺学和民俗学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在上古民俗背景下,《诗经》中“对答之体”这一颇为常见的艺术形式的成因,及其在诗歌史上的深远影响和意义。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先生曾说这篇论文“题目选得很好”。已有12篇学术论文,对该文的观点进行了引用。

《从〈生民〉到〈离骚〉——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一文,则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酝酿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选择了屈原的《离骚》,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后来攻读博士学位时,进而拓展到屈原与先秦思想文化的紧密联系,而特别注重于中国上古诗歌从《诗经》到楚辞的发展演变轨迹。在吉林大学任教时,曾协助公木先生合作完成了《周族史诗研究》一书,从而为进一步探究从《诗经》到楚辞的发展演变轨迹,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但这毕竟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广的复杂课题,一时不易理清思路。所以,直到90年代末期,在广泛搜寻了相关材料、并进行了深入思考之后,才真正着手并完成了这篇论文的撰写工作。刘跃进兄对论文的修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论文的目的,在于将保存在《诗经大雅》中的古老史诗《生民》,与作为楚辞代表作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加以具体比较,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揭示《诗经》与楚辞之间“继承——超越”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对中国上古诗歌发展的一个历史考察。在论文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两篇作品在艺术结构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在形象塑造方面,都具有神性与人性相交融的特点。……从文学类型的角度看,《生民》和《离骚》分别属于叙事式诗歌和抒情式诗歌。尽管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一致之处,例如,都形成了层次整饬严谨、脉络完整清晰的艺术结构,都塑造了神性因素与人性因素密切交融、有机统一的人物形象,但由于诗歌类型的不同,它们所据以进行艺术表现的视点(或角度)产生了很大变化,也恰好在很大程上标志着《离骚》对《生民》所进行的历史性超越和所达到的空前境界。”“从《生民》到《离骚》的类型变化、视点变化、人称变化,不仅蕴涵着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不仅标志着群体传唱向个人独白的转变和过渡,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也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自我意识’在中国诗歌史上最初的、然而是伟大的发端。” “从《生民》到《离骚》,从外在的、客观的叙事到内在的、主观的抒情,从第三人称的后稷形象到第一人称的自我形象,两者在视点上的重要变化,决不单纯是形式或手法的问题,它更以具体作品的实例,印证了‘继承——超越’的文学规律,从宏观的艺术层次上,标志着中国上古诗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伟大飞跃。”

这篇论文,于2002年7月被评为“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我本人是直到颁奖典礼之前不久,才获悉这一消息的。这也充分体现了《文学遗产》编辑部和评审委员会对评奖工作的严肃认真、公平规范,令人由衷地感佩。评委会对于该文的评语如下:“郭杰的论文从视角变化的角度,具体分析了《离骚》对《诗经·生民》篇的继承和超越,认为《生民》主要采取客观的视点,是保持着时空距离的呈现;《离骚》则采取主观的视点。这是上古诗歌从史诗向抒情诗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视野开阔,思路清晰,论点是可信的。”后来从《文学遗产》的简讯中了解到,本届评委会由七位古典文学专家组成,他们是:王水照(复旦大学)、袁世硕(山东大学)、董乃斌(上海大学)、项楚(四川大学)、石昌渝(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飚(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七位先生,当时我都未曾谋面,有的直到今天还未能识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杰出成就,早已享誉海内,而他们在学术评价工作中,秉持公平公正、学术至上的风范,更是值得学习的楷模,是让我感念于心、难以忘怀的。多年来,学术界一些熟悉的朋友,常常对我说起,他们认为在我以往所获的多项学术奖励中,价值最高、最让他们看重的,就是这个“《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而这也道出了我自己的心声。是的,我把获得此奖,看做一项崇高的学术荣誉和责任,无论过去了多少年,都将以此为精神动力,再接再励,在学术之路上继续跋涉,努力走得更长一些、更远一些。

2014年元宵佳节,于深圳

〔作者简历〕郭 杰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77级校友。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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