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活着就是为了不断地提升自己，尽可能到更高的层面上、更大的格局中去感受、去探索、去展示。这种活法的动力来自于永不停息的自我观察，永无止境的精神自足。

走进北大

在江苏师大读硕士时，我就决心要以此为阶梯，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去看看。这个平台，我锁定了北大。路，只有一条——考博。但问题是，北大生源的质量是全国最高的，我靠什么PK掉北大的竞争者呢？这时候，一个机缘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灵感——19岁读大二时撰写的一篇论文，也是我的学术处女作，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了。这份肯定来得何其及时，使我迅速地将自己的竞争力定位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成果上。后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北大人文学科的学生基础没得说，但是多数重积累不重表现，很多人虽然饱读诗书，但成果不多。这一点给了我可乘之机，我在读研的一二年级，用两年的时间在浙江、江苏、安徽、辽宁、北京等地社科院主办的国家级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之所以赶在两年之内发表，是因为核心期刊的发表周期一般至少一年，要想在研三考博之前发表出来，就必须在研二时把稿件投出去。时间点要卡好，发表刊物级别也要高，但不能集中发在某一家刊物，也不能都挤在徐州发，有后门之嫌；必须是独立作者，否则就打折扣了；还不能花钱发，哪家刊物收钱发论文，圈内人都明白。今天想来，那两年我除了读书就是写文章，唯一的放松就是坚持长跑，因为老是学习不活动会神经衰弱睡不着觉。每天坚持五千米长跑使我成功瘦身20多斤，整个人面貌大变，气色好，精神爽，也算个意外收获吧。

这些论文的确成全了我，最终使我走进北大。在博士招生的面试考场上，一位我景仰已久的教授问我本科与硕士在哪个学校读的。我如实作答后说，在这所学校我潜心读书，其间发表核心论文六篇。教授追问哪些刊物，我一一报出刊名。教授沉默。考官交流眼神。面试结束了。我考取了。

入学第一年，选课、听讲座、蹭讨论会、泡图书馆，穿梭于不同的系所，感受不同的专业和思维方式，接触不同风格与人格的学者。多少次，一群同学，不同专业，甚至不同学校，在宿舍、在茶馆、在咖啡厅，畅聊通宵。多少次，众人拼车，夜驰出京，山海关看日出，野三坡探险，十渡篝火欢聚。多少次，各国政要、世界顶级艺术团体来北大演讲演出，挤在百年讲堂前排长队领票……思维的活跃、精神的自由和自我的不断提升，使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昂扬向上的状态，这一点构成了我对北大的无限留恋。我们都是在精神上完全可以自足，同时又渴望和追寻精神家园的人。只有北大，可以理解这个矛盾，可以平衡我们的富足与饥渴。

游学美国

就这样在北大泡了一年多，渐渐习惯了这里的氛围和节奏，我又冒出了一个想法，出国看看。不是旅游，也不仅仅是访学，而是游历，是一个更大视野下的自我观察。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更需要游历，只有这样，才能明白自己有多小，世界有多大，才能以更大的格局来整合性别对人格塑造的影响。

我将目标锁定在北大公派的“博士生出国研究项目”上，并很快投入备战。对外，联系外方导师、商讨课题。对内，准备材料，接受系、院、校各级考核，程序一步一步走下来，历时半年。最终，我确定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汉学家艾朗诺教授作为我的外方导师，并通过了北大的选拔，拿到了项目的资助，系里获此殊荣的只有两人。这件事给了我两点启示：第一，如果你真的有想法，就到最高的层面上去找最牛的人毛遂自荐，越是大家越谦和、越真诚、越单纯、越乐意提携后进，北大导师如此，美国导师也如此。这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道理，一定要相信这个境界里有真正的贵人。二是趁着年轻抓紧时间多做积累和准备。我入学后一年就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在博士研究阶段，定题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时间上还是资格上都为我通过出国选拔赢得了优势。此外，读大学期间，我曾经熟背《新概念英语》第4册，当时听说北外要求学生都这样做，我也就跟着背了。直到需要用英文撰写一些学术性材料时才感受到它的威力。这些都是在 无目的的状态下做的无意识的准备，遇到机会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国，我得以幸运地走进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罗拉多大学等名校的东亚文化系，从西部到中部再到东部，拜访和受教于众多著名的汉学家，徜徉于不同名校的文化氛围中，与各国形形色色的学人探讨交流。

留京任职

如今，我已回国，也已毕业，任职于国家某部门。接触的是一流的专家学者，其中某些大师级人物已然帝师，就连行政领导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专家。这样的环境，与北大差别不大，仍然允许我做梦，宽容我的自由，重视我的想法，给我不断提升自己的空间。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是时候学以致用，做一些事情了。

（文学院2003级研究生 天健奖学金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