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那些事儿 

   文/赵怀德

    我考取徐州师范学院是1959年，正值1958年“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

　　那时候，我们最烦心的事儿是吃不饱。男生的饭票不够，大多靠女生接济。徐州师范学院吃的大半是粗粮，玉米窝窝头黄巴巴的，高粱做的方糕黑糊糊的，我们江南人吃不惯，但也没有办法，不吃它靠什么填饱肚子呢？那时候，学校安排的劳动特多，除了校内的建校劳动，还要参加徐州开挖云龙湖的大会战。两人抬一大筐土，跑很远的路，真够累的。肚子饿得咕咕叫，还是要坚持着，谁也不敢落后，生怕被戴上不爱劳动、怕吃苦的帽子。同学中我有个老乡，一米八的个头，饭量很大，饿得够呛，就这样也只好咬牙干活，不敢吭声。

　　可偏偏还是发生了令人不快的事儿。有一次，食堂供应难得吃到的白面馒头，大家都很高兴。可分到最后，却少了一只，分管的女班干气得脸色铁青。她怀疑是我的老乡偷吃了，指桑骂槐地直嚷嚷，但却拿不出证据，只好作罢。我的老乡一肚子委屈地说，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偷馒头。为此两人一直有隔阂。直到毕业三十多年后，全班同学在上海聚会，两人才把这个结解开。

　　还有一次，我意外获得了吃营养餐的特殊待遇。记得那天上午三、四节课外国文学考试，大课间我去上厕所，突然栽倒了，头磕在便池上，鲜血直流，不省人事。同学们七手八脚抬着我送往卫生所，医生、护士给我打针，止血，缝伤口。过了很久，我才苏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病床上。护士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开玩笑说：“幸好创口在头发里，若稍微向下一点儿，留个伤疤，恐怕对象都找不到了！”同室的病友都哈哈大笑，我不好意思，低头不语。医生说，我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低血糖。我在卫生所病房躺了一周，离开时医生又给我开了两周营养餐的证明。从此，我在营养食堂就餐，每天都是细粮，还配有荤素搭配的菜肴。我想，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啊！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人好像特别敏感。有同学向班干部反映，某某同学把食堂的搪瓷饭盆带回宿舍了，怀疑他占为己有。那个年代，公私分明，谁也不能占公家一点儿便宜，哪怕是一张信纸、一个信封。我和这个被怀疑的同学同一个宿舍。一天下午，班长突然通知我们宿舍的八个人回宿舍开会。哪里是开会？班长要我们每人都把自己的箱子或者包裹打开。查来查去，终于在某同学的箱子里发现一只和食堂饭盆一样大的搪瓷盆，但上面并没有“徐州师院”四个字。大家瞋目而视，班长宣布散会。不过，这件事让我牢牢记住，一定要守住不占公家便宜这条道德底线。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在我的大学时代，爱美却是一种罪过。无论男女，着装都是清一色蓝的、白的、黑的。穿着花哨的人，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更不要说搽口红、画眉毛了。和我同桌的一个扬州女孩，长得俊俏，水灵灵的大眼睛，两道弯弯的细眉，像柳叶，也像月牙儿。同学们风言风语，说她喜欢画眉。我暗自为她担忧，但又不敢对她直说。不出所料，不久团支部开了批判会，对她群起而攻之。她作了自我检查，但没有流一滴眼泪。第二天，我见她神情黯然，可两道弯弯的细眉，和原来并没有什么异样。后来她同宿舍的同学悄悄地告诉我，她依旧画眉，早晨躲在蚊帐里对着镜子画，只是画得淡了些。同宿舍的学姐学妹相约替她保密，从此再也没人提起过她画眉的事儿。我真佩服她对美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