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参加的那次高考，再一次扭转了我的人生命运，让我永生难忘。

事情还得追溯到1966年的6月底，我正在读高二。我们的功课已经面临期末考试，大家都憧憬着一年之后的高考，心中充满着希望。但谁也没有料想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袭来，第一个大浪就把我打进了泥底，再也不能翻身。我从此绝了考大学的望，默默地回家做了一个很不合格的农民，这样的生活处境一直延续了11年。

1977年，我得到恢复高考的信息已经很晚，根本来不及作什么系统的复习准备。那时我虽然正当着民办教师，但“文化大革命”给我精神上的创伤仍然十分深刻，自卑感很重；再加上我已到了而立之年，又背负着养活一家5口人的生存压力，所以我的活动范围只是在学校和家之间，基本不和外界接触，消息的闭塞那是很自然的。

记得有一天，小学校的校长突然问我为什么不见你准备迎考，我还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校长催促我赶快复习，可是我从哪儿着手呢？我没学过高三的物理、化学和数学，理科是不能报的，但高三的数学又是一定要考的，于是先钻研数学。可是我自己对高三的解析几何无论怎么用心也是理解不了，更不要说记得住。有人建议我去听一位老师的复习指导，地点就在崔寨公社院内的会堂里。老师在前面讲得津津有味，下面听讲的学生也很活跃，只有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如坐针毡。这时恰好有一群小孩子在会堂的门旁和窗台上往里看，他们很快发现了我，指指戳戳，说这个人这么大年纪还来听课，一种自卑感更让我无地自容。所以听了这一次，我就再也不去了。那时我对自己的信心是十分不足的。考试过程中，整体还比较顺利，但是作文写得很不咋样，脑子像一盆糨子，硬是理不出个头绪。我知道这与我当时僵化的头脑和萎靡的精神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后来到底考得怎么样，我连打听一下的想法都没有。至于是什么时候录取的、有哪些人考上了，我一点也不知道，好像也没有关心。

1978年的高考信息，也是我的老同学易光柱兄找到我時才知道的。那时我正在大队学校教初二的课，光柱找到我，问我去不去参考，我还说不想去。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咱们年龄都过了30了，人家真会要我们吗？光柱兄说了一句很顶用的话：不管真要还是假要，咱们还是有枣无枣打一杆儿吧。就是这句话，使我下定了再次参加高考的决心。

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但我却不敢大张旗鼓地复习，因为我所代的班马上面临升高中考试（初中还是二年制），而这个班成绩很差，我如果公开地准备自己的高考，学生考不好肯定会说是我光顾自己不顾学生造成的。所以直到送走学生，我才正式着手复习。

可是，学校新来的校长好像很不能体谅我的现实处境，老是安排我去做这做那，不能让我沉下心去，于是我就借故回家复习。在家里，妻子天天要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三个孩子就老是在我旁边闹，我还是不能集中精力。只有晚上他们都睡下了，我才能拉一个案板，点上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和酷热的气温里自己复习。这时的蚊子像打锣似的哄哄响，我只得一手拿着扇子赶蚊子，一手拿着书看。疯狂的蚊子总是从各个角度乘机进攻，我就用手拍，虽然拍死了不少蚊子，身上还是被咬出了很多疙瘩。

大概光柱兄也有了同样的困扰，于是他又来找我，说咱们还是找个僻静的地方复习去吧。哪儿僻静呢？想来想去只有魏庙中学最好。那里有我们上初中时的老师，连伙房的师傅也都还熟悉。于是我们找到了校长，说明了来意，校长答应了我们，伙房的几位师傅也很热情。于是我们每人背了一袋子面粉交到伙房，另外再交菜钱和炭钱。每天开饭时，我们就和老师、学生一样领饭，十多分钟就能吃完，洗刷一下再去复习。由于离考试还有半个多月，时间已经很紧迫了，考虑到在校应届生的复习都是在老师有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插进去不合适，于是我们两个就自己复习。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每天蒙蒙亮就起来，在平时几乎没有人到的校园南墙跟前看书，一直到傍晚看不见为止。有时是各人看各人的，有时是互相提问，一点儿时间也不敢放松。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把地理、历史、政治3门课大致通了一遍；语文用的功较少，因为难以把握复习的头绪；高三的数学几乎没看，因为有上次的教训，没学的内容再看也是理解不了。

很快就到了开考的时间，光柱兄的考场就在魏庙中学，我是在张寨中学考的。这次考得也很顺利，特别是作文，是一篇缩写，一看到题目我紧张的心情就放松下来了。结果，我以总分392.5的成绩被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

高考过后，我得了一种怪病——再也不能看到书本，看到就头痛，而且持续了好长时间。这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怕见书的怪症，大家都说我是这一段时间的高度紧张和用功造成的。实际上，参加这次高考确实是一场不屈不挠的舍了命的拼搏。

每当想起参加高考的这段历程，我就会百感交集。这次高考，并不只是给自己争得了增长知识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实现了自己命运的大转折，尤其是它给我解除了精神的枷锁、使我恢复了自信心，恢复了追求人生事业的勇气，也使我实现了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的愿望。恢复高考，是邓小平作出的英明决策，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先声。没有改革开放，我的人生绝对与高考永远无缘。改革开放的红利首先被我享受到了，四十年中无论我对国家社会作出多少贡献，都不足以表达我对邓小平、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感激之情。

（孙尊斌，1947年生。1978年考入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到沛县魏庙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有《穿越乡野时空》、《沛县方言》等地方文化专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