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又起，园中的月季花经过暑濡的煎熬，又盛开了。

秋风又起，雨后的落叶散在校园的路上，好像装饰成了一条铺满彩霞的路，片片落叶都像人们行进的脚印。

窗外的桂花虽然没有去年开得多，空气中仍然充满桂花的香气。为什么桂花每年都如期而至？

在中国人的眼里，秋天是一个特殊的季节，可悲秋，可怀旧，可感叹，可怀人。

77级大学生入学，到现在忽然40年了。我们几个在云龙湖水街相聚的同学，谈到此不由得显得感伤。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

相聚、离别，留下了永远的挂念与回忆。

大学生活太丰富了，可以写得东西很多，可我都不想写。今天我想写一篇怀念我的老师的文章。当我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生活，甚至这大半生的时候，他总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他就是徐瑞岳老师。

徐瑞岳（1941-2004），笔名李篁。江苏徐州人。196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生前是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刘半农研究》、《刘半农评传》、《刘半农年谱》等著作多部。

人的一生总要不断学习，不断追求。在人生的长河中会遇到不同的老师，那些好的老师往往会对他的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我而言，徐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实际上他是我的中学老师，大学的校友，工作的同事。我们的师生情谊则终其一生。

1956年的金秋，我出生在徐州故黄河畔的河滨街，1963年入民主路小学，那时民主路小学是五年制。小学毕业后又“戴帽”在那读了一年初中，69年按区片划分进入徐州二中读初中与高中。就是在二中读书时，我成为了徐瑞岳老师的学生。

徐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是古代的九州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的徐州城很小，基本上是清朝末年的规模。在徐州城的北及东北，是古汴水与泗水，古代黄河常常泛滥，夺泗入淮，徐州的泗水就成了故黄河。故黄河犹如一条蜿蜒的青龙，在徐州城的北方保护着徐州，我那时就住在故黄河的南岸，从家到二中步行大约15分钟，中间要走过铺着青石板的“周后巷”，穿过“三山加一井”，顺着城墙上苏东坡修的黄楼西坡，就到二中了。

徐州二中的前身是清朝时徐州的最高学府——徐州府学宫（文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后屡毁屡建。我在那读书时，还可以看到、棂星门、畔池、大成殿等古建筑。

就在那儿，我第一次认识了徐瑞岳老师。那时徐老师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到徐州二中教书，正风华正茂，充满了活力。徐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总穿着蓝色的中山装，很少能看到上面有皱纹；脸方正，架着一幅黑框宽边眼镜，镜片后两眼炯炯有神，好像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讲课时，音调和谐优美，分析细致入微，讲到高兴时他会哈哈大笑。那时我特别注意他光得发青的脸庞，一张不薄不厚的嘴唇，他嘴唇一张一合，就发出奇妙的声音，讲述我们总感到新奇的故事。

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解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充满诗情的朗诵，一下子就使我们领悟到苏东坡诗词的内在美。他的讲解，使我们朦胧地感悟到了人世间还有悲欢离合的情感，情感可以表现的那么美好。

那时“高中”课本中有不少鲁迅的作品。徐老师给我们进行深入的解读。他讲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孔乙己》、《捣鬼心传》等，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要热爱自然，珍惜花草，老师要善待学生，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有的确很酸腐等。记得一次他讲鲁迅的作品《捣鬼心传》，当朗读到“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读完右手在胸前一挥，作斩钉截铁状。还有一次讲《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徐老师朗诵鲁迅对叭儿狗的描写：“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他分析哈巴狗的形象特别深入，那时候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哈巴狗，但是对哈巴狗的行为则很是理解了。他的直接后果是到现在我也不喜欢哈巴狗。后来徐瑞岳老师考上了徐州师范学院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在鲁迅研究方面花了更大的功夫，也吸引了我对鲁迅研究的兴趣。我当时用省吃俭用的钱购了一套《鲁迅全集》，仔细通读过一遍。还写了一篇论文《论鲁迅的神话观》发表在《上海鲁迅研究》上。

徐老师不仅语文教得好，他对待学生也好。那时我担任班长，徐老师是班主任，自然接触就多。有一年的暑假，他问我假期有什么安排，我说没有，他就安排我找几个学生，帮助他做点家务。他那时住在徐州西关的立达路，房子是青砖青瓦，一看就古色古香。但老房子没有水泥地，下雨返潮，于是他想自己打水泥地，就叫我们来做帮手。那时徐老师已有两个女儿，但年龄都还小，他对家庭的关怀让我们十分感动。他赤膊上阵，汗流浃背，重活都叫他干了，我们只能干点轻快活。帮老师干点活本来没什么，他却做了一桌子好菜，我们吃得很开心。还买冰糕给我们吃，说降降温。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时徐州二中有个老师叫“时有恒”，这个人不简单，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在沪上搞过宣传工作，开过书店，加入过“左联”。他曾在1927年发表过《这时节》的杂感，呼吁鲁迅先生能出来“救救孩子”。鲁迅随即写了《答有恒先生》的公开信，后收入《而已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有恒先生入徐州二中任教。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把他家的藏书都抄到“新华书店”的楼上封了起来。大概是在1972年暑假，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书要归还给本人。徐老师安排我与另两位同学利用暑假的时间，把时有恒先生的书登记选册，还给时先生。我一听很高兴，一个暑假，大概用了十几天，在酷热的书库中抄书目。我们年青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可看的书很少。在抄时先生的书中，第一次看到线装书，那薄薄的宣纸，淡淡的墨香，的确令人爱不释手。还有一些印刷精美的画报，真开了眼界。后来时有恒先生的后人把这一批书都捐给了徐州师范大学，现在还专列特藏室以供博览。我时不时还去那儿看看那些已经发黄的旧书，没想到，不经意之间，我竟然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事情干就在家里学习木工。一年后又掀起下放的高潮，我便报名去了东海县马陵山果园，在园艺队里一晃就是3年。77级大学生是78年2月进的校。78年的9月份新的学期又开始，有一天突然在云龙山校区2楼的走廊上见到了徐瑞岳老师。原来他考上了吴奔星先生的研究生了，吴奔星先生名气很大，不仅仅是诗人，而且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是学术权威。这时的徐老师年青得志，雄心勃勃，更显得精神十足。每次见他总是给你谈古论今，给你讲吴先生带着他们几个研究生北上京城，南下广州，奔赴沪上访学问道的情景，令人十分羡慕。

上大学4年，我大一大二当团支部书记，大三大四当班长。在大学做学生干部，其实满费时间。徐老师看我看书的时间少了，总是告诫我，“工作要干好，学习也不能放松。你是来学习的，读好书才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不由汗津。从此以后，我以研究生徐老师为榜样，工作再忙，都把读书放在第一位。因为此便显得工作不十分主动。

徐老师毕业后就留校工作了，他常喊我去他那聊天。那时他独自住在云龙山校区的东院，家却仍安在立达路。在东院他的房间中，除了书，就有一个热水瓶和电加热器。我问他如何吃饭，他拉开书柜，指着挂面与鸡蛋说，饿了就煮挂面吃，省事、省钱、不影响搞科研。我想都当上大学老师了，还这样拼命，当大学老师真不容易。徐老师总说，年青时的美好时光都耽搁了，现在要迎头赶上。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使命感，但环境条件不行，有时政治紧迫，你无法看书，更不鼓励独立思考；可以看书学习了，经济条件又不好，没有好的营养，怎么会有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身体，怎么有精力学习、创造？据我所知，徐老师的身体，由于拼命用功，已经逐渐出了点毛病，有一次他给我说，“我血糖高，要多吃南瓜”。又有一次他住院了，我去医院看望他，他说“胆结石，手术拿掉了，不耽误工作。”他总不把身体健康、锻炼真正当一会事。他还拿他骑的一个破旧自行车当比喻，说你看我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什么都响，这不照样骑。

2000年我去南京大学读博士，与徐老师见面就少了。有一天，徐老师到南京大学找我，说中国鲁迅研究会等单位要开一个“吴奔星先生70年文学道路”研讨会，希望我能写一篇研究吴奔星先生诗歌美学思想的文章。那时吴奔星先生已经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徐老师叫我陪他去看望看望吴奔星先生，我一听十分高兴。南京大学与南师很近，我们一会就到了吴奔星先生家。吴奔星先生赠送我一本他的大著《虚实美学新探》，我回来研究了一段时间，写出了《诗歌美学的新开拓——读吴奔星先生<虚实美学新探>》的论文，2001年4月在徐州召开的会议上宣读。（见吴新海编《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

徐瑞岳是吴奔星的学生，对待吴先生就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充满崇敬。在徐州时，吴奔星先生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也关心操办。记得他读研究生期间，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约我去吴奔星先生家，原来吴奔星先生当时住在徐州师范学院云龙校区东院的楼上，那时没有封凉台，冬天北风一吹，屋里很冷，还影响做饭。于是他提议把凉台封了。由于我学过木工，他便安排我来负责封凉台。那时，徐老师对待他老师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我想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好好对待自己的老师。

徐瑞岳老师是那种以学术为生命，视荣誉如性命的人。他到了学校规定退休的年龄，学校就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对此他很长一段时间想不过来，他认为他还可以继续工作。有一次吃晚饭的时间，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家聊聊天。原来是退休以后，感觉郁闷，他拿出准备的资料，给我介绍他学术研究的规划。有鲁迅研究之研究，有新中国歌剧史研究等等。我感觉到徐老师已经对他的学术研究着了魔，退休，放下，享清闲是多好的事情，他却偏偏在退休以后还要大干一场。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佛教的“放下”“随缘”的精神，也没有老子的“为无为”“事无事”的信念。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谈话竟成了与老师的最后诀别。一个多月后，我去桂林开一个中华美学的学术会议，刚刚坐上西去的列车。列车上人山人海，声音吵杂。突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王强打来的，他声音呜咽而低沉，说：“徐瑞岳老师走了”。我听了以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那时怎么会相信一个月前还与我谈论他的宏伟的科研计划的徐老师就会永远的离开我们呢。因为声音吵杂，我也没有明白为什么。我坐在火车上，一种莫大的悲哀与惆怅涌上心头，真是人生无常啊！我不由得抱头痛哭了一场。由于外出开会，没有能参加徐老师的葬礼，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

后来才知道，吴奔星先生2002年5月不慎摔伤了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2004年4月20日不幸去世。那时徐瑞岳老师身体也患感冒，刚刚打了一周的吊针。吴先生去世了，等于天塌一般，他急急去南京奔丧，奔丧期间伤感劳累过度，吴先生的丧事办理完毕，徐老师感到身体不支，被送进医院，便一病不起。2004年5月12日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4岁。坊间说，徐瑞岳老师一直追随他的导师，这一次也一起陪老师驾鹤西去了。

没有参加徐老师的葬礼很是遗憾，心中一直愧疚。没想到不久就得到了弥补。前几年我父亲在经历了几年老年痴呆病的折磨后不幸去世。我们在青龙山公墓购了块墓地，把我的父亲永远地安置在那里，以便我们思念亲人的时候可以前去祭拜。就在那里，我又一次遇到了徐瑞岳老师，不过这次面对的是他的墓碑。生前我们两家都在徐州，我们家住在河滨街，他家住在立达路，相距也就是4里路，现在父亲与恩师又安息在同一个陵园。从那以后，每次来青龙山祭拜，都有了双重的意义。祭拜过父亲，我总是给徐瑞岳老师的墓碑上放上一簇鲜花，向老师深深鞠个躬，愿他在天堂里还能写出他想写的著作。墓碑上镌刻着徐老师的彩色肖像，还是那么潇洒英俊。

写到这里，我想起来徐瑞岳老师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秋风又起》，记不清老师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徐州的那个地方了，但是，内容却难忘。这篇文章是徐瑞岳老师回忆他年轻时代的生活的。他说他的父亲一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徐州做些小生意，卖点杂货，在一个寒秋，日本人轰炸了徐州，不仅炸坏了他家的杂货店，他的父亲也被炸伤身亡。徐老师回忆自己从小就成了孤儿，全靠母亲一手拉扯大，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因此年年秋风又起的时候，徐瑞岳老师总是想起他的父亲。这篇文章曾经深深打动了我，所以一直记忆犹新。

今天，我冒昧的以老师写过的题目也写一篇回忆文章，这体现了我对老师的一种永恒的怀念。

秋风又起，满山的枫叶已经被秋风染红。

秋风又起，秋雨过后的青龙山更显得更加苍翠。

秋风又起，夕阳下的彩虹已经架起升天的云梯？

秋风又起，我们仰望着天空，思念着亲人，愿他们在永恒的天堂中安息。

2017-09-23

朱存明，男，江苏徐州人，原中文系七七级二班学生，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