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是奇特的标志，是纯美的绝唱。四十年前，一九七七年秋天，国家决定实行高校招生改革，不再像七六年以前那样推荐上大学了，而变成考大学，但因为时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的头一年，高考直到年底才进行。奇特的是全国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七年十二三届高中生约2000万人一起参加了高考，经过11月份初试、12月份复试两轮淘汰，最终20余万名考生脱颖而出被高校录取，而七七年就没有新生进入高校，七七级是于七八年春才入学，七七级成为四十年来特别的一届-，没在七七年入学却叫“七七级”，唯一一届春天入学春季毕业的学子。

十二三届学生40后50后60后三个时代人齐遇于高考，年龄相差十五六岁成为同学，这已经够奇特了，更奇特的是，七七级没有人参加过高考，都是一锤定音，一举中标，没有复读生，没有重考生，集聚了十二三届高中之精华，绝对“清纯身”，这种纯粹美是空前绝后的，因这一特点而与七八级及以后各年级区别开来。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在泗洪县工作时教育界流传的一段奇闻，奇闻奇在某人参加了八年高考，因此被称为“八年抗战”，复读到最后，给他上课的一个老师是他高中的同学。更令人击节的是，其人90年代还当上了县招生办主任。真乃知人善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世界因此而多彩。

“七七”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七七年是你我的幸运年，“七七”是你我最美丽的相遇。假如没有七七年恢复高考，你我大多上不了大学，没机会成为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其结果只能是该干啥干啥去。最大的可能是继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者回乡闹革命，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有的当上民办教师,每月拿7.5元工资，命运好一点的进工厂当工人，或者混个供销社营业员，令人艳羡，能去参军的，得过大队书记政审的关，可能还得送上几瓶好酒。

“七七”四十年，勾起我沉淀已久的儿时记忆。

小时候家有兄弟姐妹八个，人口多，劳力少，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少，分得的粮食根本不够吃的。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天，乌黑的干山芋叶、榆树叶、苕子头、苜蓿等等都成为主食。家里一贫如洗，现在的年轻人再大胆地展开想象都想不到会差到那种程度。每天开饭，全家十几口人围着一张破桌，不消说没有足够板凳可坐，动作迟缓一点，只怕桌子中间菜碗里的水煮萝卜或清蒸茄子很快见底，锅里的玉米面煮山芋粥很快就被抢完了。如果你在外玩，错过了吃饭时间，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你没吃饭，饿肚子的后果只能自负。

衣着方面，绝对做到了厉行节约，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我家，老大穿小了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轮到我这老四，衣服已经补丁摞补丁，老和尚的百纳服都不如。每到仲冬，补丁的边缘又露出烂花棉絮，膝盖、领口、袖口、裤脚等处也都流苏飘飘了。那时穿衣服时兴“穿真空”，棉袄棉裤里边都没有衬衣衬裤，油光的袖筒裤管内壁的补丁更不结实，穿了不久就到处是“猫耳洞”，正好成了虱子滋生繁衍的温柔乡，人很瘦弱但虱子倒养得胖墩墩的。小伙伴们经常于有阳光避风处捉虱子，捉到虱子用两个拇指甲一挤，立即传出清脆的“啪”、“啪”响声。想不到的是，这种情景竟然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鲁迅先生描摹在《啊Q正传》里了。

那些年岁，倒是做到了“住者有其房”的，草顶泥墙的房子，总是修了破、破了修，“屋漏偏遇连阴雨”的季节里，“屋外大下屋里小下，屋外不下屋里还下”。最难耐的是冬天草房被吹翻屋顶，雨雪交加，寒风刺骨，那种求救无门的感受难以形容，当然没有杜甫老先生茅屋被风所破还能歌的情怀，更没有他老人家“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

农村孩子喜欢夏天不喜欢冬天。尽管夏天蚊子叮咬烦人，因为没有蚊帐，母亲夜里起来看到熟睡的孩子身上叮满蚊子，经常一巴掌拍下去就是一手血，但是，只要是晴天，晚上就可以顶一条席子，往生产队的打麦场一放，空旷凉爽，既能躲开蚊子，又可欣赏孙老头等老农民说书，经常在“罗成叫关”、“秦琼卖马”、“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等说唱声中进入梦乡。比起冬天的寒冷，夏天的炎热好对付多了，跳入汪塘河沟游泳扎猛子就凉快了。冬天里最难耐，家中床被根本不够用，几个小孩睡在冰冷的芦席上，蜷缩在一床破被里。这样铺盖还是不够用，男孩子就得到生产队的牛棚去，和一些伙伴埋进牛草堆里取暖，而且还要记得明天要早早起身，背上粪箕拿上粪耙子，赶在别人之前抢拾到更多的狗屎牛粪，“勤工俭学”，解决学费。很多时候没有鞋穿，夏天赤着脚，不怕土路烫，冬天就惨了，穿着草编的“猫窝”，不但会磨破脚，而且不久就前露脚趾后见脚跟了。身体外露部位的冻疮是叠加着，年年如是，习以为常。

上中学期间，寒暑假经常跟随父辈拉车送货，南去泗县五河、北到邳县等地，挣一点运费。说实话，当一步一步吃力地向前再向前丈量着石子马路时，或走街串巷叫卖自留地产的瓜菜时，还要随时防备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或“资本主义尾巴”而被抓，能怎么想象未来？

像我们这样的“三代贫农”家庭出身者，敢幻想有朝一日被推荐上大学，敢做这样的白日梦吗？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你想多了。

然而，七七年的奇迹出现了，我们有机会相遇在高考，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了你我今生最华丽的转身，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我们成为七七级的同学，有缘成为美好的兄弟姐妹，真是三生有幸！

徐州师院四年学习生活，是人生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国家和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给我们配备的教师是中文系的骨干力量。著名语言学专家、系主任廖旭东教授亲自授课，深入浅出，谆谆教诲；著名的现代文学家吴奔星教授的讲座神采飞扬、激情澎湃，令人神往；著名学者王进珊教授虽然年事已高，已多年不上讲台，却又主动请缨为我们开课，他引经据典、激情洋溢的授课情景仍如在眼前；著名历史学家臧云浦教授为我们开历史讲座，博大精深，引人入胜，还有像陈金凎、刘剑仪、吴汝煜、徐荣街等等一批老师，既教书又育人，为我们夯实基础、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重塑人格、提高品位、增强能力，都是呕心沥血、不余遗力。再造之恩，没齿难忘。

母校的一草一木，四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样清晰、亲切。校园内的吊钟海棠花丛，还是那么枝繁叶茂、花儿盛开吗?教学楼前后的雪松，如今肯定长得更高大了。校门口由郭沫若题写的“徐州师范学院”校牌，她被放在哪呢？当年感觉郭老写的字锋芒毕露，远不如我们的书法老师书法家董路谊的字好，现在想来，郭老的字古拙遒劲，倒也别具风骨。

“七七”，为我们确定了人生方向，但是由于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度过的，受的教育是错乱的，知识文化基础严重脱节，根本达不到应有要求，深感先天不足，尤其是许多该读的书而没有读过，作为中文系学生，之前居然连中国的四大名著都没读过，更遑论其他了。

小学阶段，语文课文内容多是毛主席语录，基本没有读过什么课外读物，也无从获取书籍可读。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好像是《铁道游击队》，拿到手的书已经是前后都缺几十页，剩下的也边角卷起缺损着。中学阶段能读到的多是《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大写阶级斗争的书籍。高中时，有一次从同学仝金钟手里转来手抄本《一只绣花鞋》，那是读过的第一部“黄色”书籍，当时也不懂什么是小说，还以为是实录故事，偷偷摸摸、战战兢兢读完，就感觉阴森可怖，观察周围人时眼神也变了，只可惜第二部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没有握完就被老班没收了。因此，当进入中文系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等课堂时，老师引用的古今中外作品，我是那样惶惶然、茫茫然，什么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文学，我没有概念，脑子里一片空白。

于是只好临渴掘井大补恶补，每天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有空就跑图书馆，心无旁骛，抓紧一切时间阅读书籍，填补空空如也的脑壳，当然只能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我在补差，其他同学在提优。大家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读书籍、做笔记，在书的海洋里畅游，张仲谋以及张建杰、闫华等同学记的卡片几天一扎，可用掉不少牛皮筋。图书馆阅览室去晚一点就没有座位了。记得路岳兄为了阅读一些古典孤本书籍，因为当时这些稀有书是不能借出图书馆的，在图书馆要关门时，他便请求老师把他锁在图书馆里看书。为学习真是拼了，龚际平经常熄灯号响后还在被窝里打手电灯看书，即便是那些枯燥的中外理论书籍在他啃来也津津有味，结果弄了个近视眼；杨洪海在书的海洋里游泳过于卖力，所以身材那么瘦。大家像久旱逢春雨的禾苗拼命地期汲取更多的知识养分，充实自己，武装自己。

“七七”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年大学，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最快乐的经历。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学习生活的情景如在眼前。中文系七七级两个班，1班75人，我所在的2班60人，其中女生11人，大课一个教室上，小课分开上。四年同窗，大家感情是那么真挚，关系是那样纯真，互相珍惜，团结友爱，不是兄弟姐妹，胜过兄弟姐妹，学习上互相促进，生活上互相关心，那是人生最美好的初见。看到我们男生缝被子笨手笨脚，高班长就和其他女生一起赶来帮助，下雨天我没有雨伞，徐风云见了就撑起雨伞送为我遮雨送我一程，类似的暖镜头数不胜数、历历在目。戚品威跟我由相识到相知，是可以交心、无话不说、“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弟兄。此生有徐师四年学习经历是幸运，拥有这么多可亲可爱的兄弟姐妹是幸福，的确不枉此生！毕业36年，绝大多数同学没有再见过面，我是这样想念你们！错过了前两次20年30年聚会，我愿不再错过40年相聚的机会。

美好的记忆像过电影。七八年初来学校报到，那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踏上了全新的人生旅程，从此体验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大一时，学校搞大合唱比赛，我有幸被系里选作合唱队员，在《黄河大合唱》的怒吼中“滥竽充数”了一把，那是我有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粉墨登场”的经历；大二时，学校搞黑板报比赛，我与孙家昌、邱林、李继凯、秦宝权等分工协作，用毛笔蘸彩色颜料，制作了一块精美的板报，获得好评。那样的黑板报成为绝版。

四年大学，虽然条件还是艰苦的，感觉的都是满足、幸福与快乐。我们宿舍就有许多趣事。宿舍老大是家昌兄，其他还有路岳、秦宝权、李玉华、龚际平、张广周、张建杰、李东，1班的于盛庭兄还曾同住几个月。我们平时相处是那样融洽，是团结和谐的小集体，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特别注意整洁，学校每次卫生大检查，我们门口总是贴上“最清洁”字条，还得过奖。张广周、李东、龚际平是我们宿舍的小鲜肉，广周和李东最爱美，喜欢照镜子，爱抹奶油，头发一丝不乱，李东的皮鞋擦得勤又亮。我们还自发成立兴趣小组，跟在家昌兄屁后练书法、学篆刻。每遇端午、中秋等节日，大家到食堂各打两个菜，往宿舍中间的大案子上一放，就是十几碗菜，喜庆的宴会就开始了。没有酒，以水代酒，没有茶叶，在茶缸里放进一小勺咸菜丝，可以改变白开水的味道。咸菜丝通常是大头菜、萝卜或榨菜做的，这样，“喝开水就咸菜”的饮食文化就从我们宿舍兴起开去。

四年期间，我们尽可能由校内到校外放大视野。不但几乎每天晨练都跨越云龙山，还利用星期天踏遍徐州东、南两方向大小山头，还多次畅游云龙湖。假期，跟着马啸、彭方莲等到他们家乡丰沛，去探访汉高祖泗水亭、歌风台的遗迹，体验一下“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概。又由连云港的杨洪海、龚际平等做向导，访花果山，钻水帘洞，晒海滨浴场。

二年级时秋天的一个星期天，又继续我们的“穷游”，远足“皇藏峪”。皇藏峪位于安徽萧县境内深山里，原名“黄桑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相传汉高祖刘邦称帝前曾在此山成功躲过了秦兵追杀（一说是东汉刘秀躲王莽追杀），因此更名“皇藏峪”。皇藏峪距离徐州大约60里，我们当年去时不通车，山谷里没有路，完全是荒凉的原始山林。刘邦躲藏过的山洞叫“皇藏洞”，很不起眼，就是纵深与见方各只有数米的小洞，洞上有龛岩，上下都不易发现。山里有座庙，名“瑞云寺”，那时看上去年久失修，有些破旧。最值得一提的是通往瑞云寺的的山谷里，矗立着无数棵参天古树，延绵好几里，盘根错节，遮天蔽日，蔚为壮观，有枫树、椴树、柏树、黄桑、榆树、槐树等等，树种繁多叫不出名字。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矗立山涧沟底的千姿百态、罕见巨大的青檀树，有的树粗三人合抱不过来，据说有3600年树龄。瑞云寺院里高耸入云的银杏树，也有2000多年了，仍枝繁叶茂，叹为观止。方圆几十里茂密的原始森林，空气清新，天然氧吧，风景宜人，身临其境，使人宠辱皆忘、流连忘返。只是除了我们几个闯入者外，当时再无他人，瑞云寺和尚也不见踪影，我们没地方买吃的喝的。这样我们只好撤退，在山脚下，拔出沟路旁的山芋，既解渴又充饥，解决了午饭问题。幸亏半路搭上回城班车，天黑时回到了学校，结束了人生一次浪漫之旅。

遥想今天的皇藏峪定已开发为风景旅游区，古城徐州和母校徐师也一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能故地重游多好啊！亲爱的同学，我的兄弟姐妹，容颜也许有变，但我坚信，在你丰盈的成熟之美里，一定能寻觅到昔日珍贵的初见之美。

（七七年，我与刘思科、刘思德堂兄弟三人一同被徐师录取。刘思科是我兄长，也是老师，七一年读初中他是我任课教师，大学成为同学，痛惜他早在2007年就因病去世，谨此，对兄长刘思科以及王小铁等10位过早离世的同学表示我深深的怀念！）

2017.9.29

刘思桂，男，江苏睢宁人，原中文系77级2班学生，睢宁中专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