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微信群里就吵得沸沸扬扬，说微山湖的荷花开了，马啸作为东道主，要组织一次聚会。杨洪海、田洪声几个人古道热肠，就忙着张罗，于是终于在7月17日成行。

17日清晨，南京的雨下得瓢泼似的，我和杨洪海、秦勇还是在高铁站会合了，乘上北去滕州的高铁。车至徐州，已经云开日出，天晴得很好，想来鲁地天气也不错。果然，9点半，下得车来，滕州的天空一派清朗。更让人高兴的是，徐州的同学已到，高斗梅、田洪声、冯驰、陈家民、徐玉超已经小候一会儿，而且，傅刚携夫人从北京来居然和他们同时到达。再接着，东道主人马啸驾到。久别相逢，激动、兴奋、惊讶，使得冷清的滕州高铁站沸腾良久。连云港的同学还没到，有人提议，先往下榻处吧，让连云港的同学径直去住地。此行住在鲁班山庄，距离景点比较近。刚刚安顿下来，连云港的同学便到了，于是在鲁班故里又掀起一波热浪。连云港也来了5位同学，他们是：刘敏、龚际平、龚伟、徐希同、莫立刚。

真是久违了！我的同学们！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就一弹指，三十八年过去了！三十八年前，1978年的3月4日，一个叫做徐州师院中文系77级（2）班的集体，在云龙山麓诞生，而我们有60位同学有幸成了这个班集体的成员，我们60个人，从此成了相亲相爱的同学。异姓手足，情同骨肉。三十八年来，尽管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奔波，似乎忘却了这个班级，忘却了自己的同学。但是，稍微有点由头，只要有个契机，就会勾起情不自禁的牵挂和怀念。

很久不见刘敏了，有太多的话想说，太多的问题想问，我们四个女同学，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听到下面喊吃饭了，才急忙下楼。但见傅刚一身透湿地站在楼下。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由四面楼围成的院落，院子中间是一块圆形鹅卵石铺就的地面，中心是一圆形日晷造型。围绕圆形地面的是一圈一两米宽的水渠，水中栽种莲花。傅刚站在楼下，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可是我们说得太忘情了，没有听见。他往后退一步，又喊，还是没听见；再退一步，一脚踏空，掉进荷花池里了。哎呀！我这个莽撞的小老乡唉！

记得刚入学不久，我们就被安排去农场劳动，这是当时还没革除的“文革”余风，所谓学农。在麦场上干活，我这个小老乡，拿着叉子翻麦子呢，叉子高高扬起时，一不留神，碰到了邵长青的眼睛。邵长青戴着眼镜，玻璃被叉子碰碎了，扎到了眼球，被送到医院去了。傅刚害怕极了，既担心又内疚，心事重重地，饭都吃不下。出了这样的事情，谁都不好受，但这毕竟是无心的错误呀！作为老乡，我安慰了傅刚，又去医院看望了邵长青。不过是尽一点同乡、同学之谊。可是傅刚就念念不忘了，直到这次用餐时，还提呢。

傅刚这些年，专心学问，教书育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得风生水起，如今已是《文选》专家，知名学者，但是不改初心。这一落水，更见出本色来了。轮到我感动了！

吃饭时，田洪声问，“王一涓你是睢中毕业的吗？”我说是啊。他说，“我怎么一直以为你是连云港人！”

这真是个美丽的误会。

我入学第一天就认识了刘敏，然后一个宿舍四个人，我，刘敏、秦勇、朱榕，其中一半是连云港人。我与她们朝夕相伴，同刘敏更是形影不离，连带与她们经常联系的其他连云港人，也成了我相与较多的朋友，她们的活动，我也经常参加，再加上我爸妈是淮阴人，淮阴和连云港同属江淮方言区，自觉比别的地方亲近些，所以关系相对也比较厚密。不怪会有这种美丽的误会产生。

大三暑假，我到刘敏家玩，在她家整整待了十天。十天里，去了港口、看了码头、玩了墟沟海滨浴场，到了花果山水帘洞。连云港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刘敏的家更是濒临大海。我从打要去时，就准备看海上日出（都是被巴金的《海上日出》闹的），一直到走时也没看成，每天都在睡梦中错过了。但就在这次游玩中，我见到了以前从不知道的栀子花。那是晚上，我陪刘敏去她哥哥家，走在曲折蜿蜒的条石铺就的山路上（连云区在云台山，房屋多依山势而建），忽然有暗香浮动，香气浓烈，刘敏说是栀子花。次日见到有渔家妇女或鬓角、或衣襟斜插着白色花朵，刘敏告诉我，那就是栀子花了。女人以栀子花作装饰，不光漂亮，还可以掩饰汗气，一举两得啦。而在我看来，尤觉带有乡野的气息，古朴而俏丽

也是这次游玩，我们还到了新浦，秦勇家、龚际平家、杨洪海家，转了个遍。还记得在龚际平家，切西瓜招待我们。西瓜不很熟，龚际平又切了一个；还不熟，再切一个，还是不能尽如人意。看着一堆剖开的西瓜，我们仨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想想那个时候，好青涩啊！

杨洪海在班里几乎是最小的同学，可是我一直觉得这孩子“人小鬼大”：没有他不懂的，没有他不能的。古代文学上到汉乐府，讲到《孔雀东南飞》，老师提问，从不预习、复习的我，坐在第一排，一听就害怕了，生怕被点到名。可是老师的视线越过我的头顶，看到杨洪海了，我以己之心猜度别人，很替他担心。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能以诗译诗，还滔滔不绝，真让我刮目相看了。我难得上晚自习，有一晚到教室里，看到黑板上一幅漫画：叽里咕噜的包子从天而降，还配以仿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谐趣横生，令人捧腹。据说是打趣崔成柱的。一次不知什么活动，模仿丁院长的胶东话，惟妙惟肖！另一次可能是出墙报什么的，写一篇散文，文字居然很老辣。临毕业时小聚，我拿小酒杯给他喝香槟，当时没有异议，过后笑我，“汽水一样的东西用那样小的杯子！”我怎么知道香槟酒就不是酒呢！……放假时，看他把用脏的床单被子卷成一大包，带回家去洗，窃笑：也有你不能的啊！可就是没想到，怎么就不能帮他洗洗呢！我到南京以后，新单位、新地方，难免会有孤独之感。几年后他来了，立刻就觉得有底气不孤单了！

中饭以后，开始此次行程中的重头戏——游览微山湖。午后的阳光，照在一望无际的微山湖上，像是给湖面洒了一层碎银子，波光粼粼，熠熠生辉。大片大片的荷叶，把湖面隔出纵横整齐的航道。游船行驶其中，心胸顿觉旷朗。花事已盛的微山湖，堪用杨万里的“西湖诗”来形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但是，西湖怎比微山湖的宏阔，赏荷自然也不及微山湖的壮观！

忽然就想到云龙湖了。有一次班级活动是到云龙湖的。好像是租了几条船，划到了湖中央。拿着船桨的胡恒俊，怕水溅湿了手表，特地捋下来，让我给拿着。我把表戴在手腕上，但一会就忘了自己的任务了，手伸进湖里拨弄水玩，手表更湿了。胡恒俊提醒我，我连忙缩回手，可马上又忘乎所以了。

大学期间的集体活动并不多，但团的活动是组织过的。我这人一向组织观念不强，上了四年学，别人问我学校领导是谁，还说不出来（有个丁院长除外，他似乎给我们处理过和食堂的纠纷），以至于人家怀疑我的文凭是不是真的。班级里的班长副班长我是知道的，一朱存明，一高淑云，但谁正谁副就不了然了。还有小组长，照理说是有的，但是谁呢？想不起来。再还有团支部书记，是谁呀？一班的是孙秀华，很活跃，连我都知道。我们班的呢？但不管怎样，团的活动还是组织过的。起码是两次。因为两次的主角是一个人，所以记得。

总是大学已经上了一段时间吧，忽然说要开团员会，发展新团员。大家都正襟危坐，以示郑重。一些程序过了之后，新团员代表发言，上来的是路岳。路岳其实也只代表他自己，因为只发展他一个人。班里够条件的也只有他一人，其余要么超龄，要么已经就是。过了两年，快要毕业的时候，又开了一次团员会，是团员退团。退团的还只是一个人，路岳。这次够条件的肯定不只路岳一人，但别人都没想到，也是组织观念不强啦！路岳对团的章程肯定是深刻了解的，但或者他希望，事情在哪儿发生，就让它在哪儿结束；也或者他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让这事在同一个人的手上终结吧！于是他麻烦了书记两次，也成就了我们班的团组织活动。由一个人单独支撑一个班级的几乎全部组织活动，可能是不多见的。由此也可见出路岳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我有一次跟路岳不知因为什么谈起运动，我说喜欢球类，他说喜欢田径，我问为什么，他说单人项目，特有成就感。路岳是个孤胆英雄！毕业三四十年了，竟然一次也没有见到路岳，好像集体活动他不太参加呀！还是个独行侠！

那时不光集体活动少，个人活动也少。曾经费了好大劲，终于联络到几个人，一起爬泰山。可真正成行时，只剩了刘敏、仝金钟和我。那是大二的暑假。坐车到了泰安，已是下午，然后步行到泰山脚下。仰望岱岳，巍巍乎高哉！立刻摩拳擦掌的，马上要征服这“天下第一雄”，想不佩服自己都不行。进得山来，走了一段，见到“孔子登临处”，知道孔子就是在此“小天下”的，立刻豪气充溢襟抱，以为自己也有了“小天下”的资本。但是越走路越长，走了很久，不光极顶遥不可望，连南天门、中天门也还差得很远，不免就鄙夷起孔老头来：就你那也叫登泰山！而且立刻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早已暮色四合，但我们想趁着夜凉多赶些路，准备夜里登顶，明朝看太阳从极顶冉冉升起，便不辞辛苦，努力前行。一路尾随我们的，有一队中年男女，似乎是徐州某中小学教师，其中一男性，还背着一个几岁的小男孩。这群“老弱病残”比较狼狈，每人手里拄着一根竹竿，速度也不快。看我们三人，多精干！可是我们走一阵就得休息，坚持不了多久。于是夜色中竹竿敲击石阶的声音就会由远及近，然后是赶上，然后是超越。我们再快走一阵，但只一停下，又被超越，演了一路现实版的“龟兔赛跑”。终于，我们坚持不住了，在中天门歇宿下来，明天早起上山吧。特别不幸的是，醒来时，天已大亮，太阳没等我们，自己先出来了。我们那个沮丧呀！不过泰山还是要上的，总不能无功而返吧。登十八盘真难哪！每上一步都得咬牙！从上面下来的人，因为知道艰辛，便鼓励正在攀登者。在我们气喘吁吁地靠着栏杆向上仰望时，忽见昨晚和我们交替前行的那队“老弱病残”也下来了，小男孩高高地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像是胜利的旗帜。“快向后转！”我急忙喊道。要造成一个假象，就当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吧，否则，不好意思啦！艰难地爬到南天门，雾大如雨，原来大家都没看到日出呀！无端的我就高兴起来了。但已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刘敏说，上玉皇顶吧？我气急败坏地说，是锻炼身体的吗？被我这样一赖，刘敏和仝金钟都没有登上极顶。其实他们是可以上去、也很想上去的。

我是个比较宅的人，大学四年，除了正常上课外，基本上就猫在宿舍里看书，而且看书是躺在床上看。以至于毕业时，学校退还床板押金，孙秀华说，“你的就该不退！”我也觉得学校的床实在被我用得够本了。能够吸引我的活动，基本上就是看电影。当时刚刚开放，是电影的一段幸福时光。解禁的影片，国外的片子，一时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学中文的，又有专业的借口，就看得肆无忌惮了！紧俏的片子票也难买，但总会有热心人从各种渠道弄来。一次是放映《追捕》，票很紧俏，但是我们还是看了两场，一场票是朱榕搞来的，另一场忘掉了。因为紧俏，两场票的场次都不好，早上六点一场，晚上九点一场。又恰值隆冬，天亮得晚，黑得早，这两场电影看得，真是披星戴月啦！天冷，加上片中场面的刺激，《追捕》留给我的印象，总是抖抖的。

说起看电影，有趣的段子多了去了。有次在彭城电影院，坐在楼上，朱榕在最前排。是夏天，她穿着凉鞋，大约鞋带没系好。电影还没放映，她坐得无聊，就跷着二郎腿晃呀晃的，一不留神，鞋子掉到楼下了，不知砸着哪位仁兄，一片叫嚷。

一次是去铜山影院，我和刘敏两个人。去铜山影院的路，特别难走，尤其是四院到影院那段，雨天、雪天，尽是烂泥，脏兮兮的。我们俩到得比较早，坐了一会儿，人逐渐多了起来。有人径向我们的座位走来，掏出自己的票，说我们坐了他的座位。坐错位的事情，如果是我一人来的，很有可能，我是马大哈惯了的。但是跟刘敏一起，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所以很有底气地说不可能。刘敏也拿出票来举证，双方就陷入僵局，想电影院也是，怎么能一个座位同时卖给两个人！这和所谓“一个女儿聘两家”同样荒谬！正僵持着，来人忽然看出点门道来，说你们的票是明天的。仔细一瞧，果然。然后像斗败了的鸡一样，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还有一次大约是去看《冷酷的心》，在云龙电影院。这个片子本来不用自己买票的，系里已经组织过，但是有条件的组织。我们军训结束时检查训练成果，一人发了9颗子弹打靶。打靶对我来说本不应成为问题，一是以前打过，二是当时还不近视，视力是非常的好。问题出在我的大意上。打了几发子弹后，我累了，枕在枪托上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睁开眼时，发现瞄准的还是靶心，就放了一枪。没想到这一枪瞄准的是别人的靶子。最后计算环数时，我的就不够了，直接后果是，我没能去看《冷酷的心》。附带说一下，打脱了的这一靶也没浪费，支援耿超英了，她有十个弹孔的环数相加，成绩不错。刘敏眼睛近视，电影也没看成，所以我们自己买了电影票犒劳犒劳自己。《冷酷的心》也是最后一场了，因为紧接下来一场是《红日》，班级已经买了票，我们马上要接着看的。《冷酷的心》票只买到一张，我们一起来，是寄希望于买退票。果然，电影院台阶上站着一个女人，旁边一个七八岁大的男孩，女人手里拿着一张票。我们向前询问，她说孩子想看，可是只有一张票。电影已经开始了，并没有别的退票。孩子眼巴巴地瞅着我们手中的票，刘敏心软了，说给他吧！我舍不得。孩子妈妈终于把票递给我们，拉着孩子走了。电影院里很黑，两张票也不在一起。我们各自在工作人员手电的引领下找自己的座位。还没坐稳，我一下惊得又站起来了：画面上出现的是身披大衣的中国军人，他分明是张伐扮演的《红日》中的沈军长呀！早知如此，票就给了那个孩子啦！其实那孩子哭着走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刘敏坐得很远，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我一肚子话想吐槽，没有人听。我的那个郁闷呀！

游湖归来，丰盛的晚餐在等着我们。本来设计形式是篝火晚会，但是天公不作美，下起小雨来，于是改到房间里。席间好几个同学都说，上学时坐在高斗梅身后，时常忍不住地打量她，大家都觉得，“这个姐姐好美呀！”确实，斗梅五官精致，端庄大气，且很淑女范儿。我就想起了我和这个美女的遭遇。

还是那次学农，吃过午饭，同学们早早打好行李，在校门口等校车去农场，却是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正是午睡时分，我不耐烦了，就对刘敏说，我回去睡午觉了，车来了喊我。宿舍还是刚开始住的防震棚，离校门远了些，行李上车后，人就被赶上车了，根本没时间跑回宿舍。待我睡醒来到校门口，早已人去楼空，只好次日自己前往。第二天去农场时，碰到了高斗梅，她因为回家，也误了车。于是我们相伴而行。我的行李已被刘敏带走，空空两手，倒也轻松。斗梅却是肩扛手提的。我就学雷锋了，分她一个提包。通往农场的小路很寂静，大约是农忙季节，没有闲人。我们并肩而行，走着走着，她打量我一眼，忽然说，我跟你一起走很吃亏。我想吃亏的是我呀！明明是我在帮你嘛！她说，不知道的人还不知以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呢！我看了看自己，“小生”我穿的是从果园场带来的行头：一身劳动布工作服，还有劳动布帽子，脚上是我弟弟给我的部队发的深腰球鞋。本以为这身行头去应付学农是很得体的，没想到给她带来“压力”了。她身着蓝底碎花上衣，梳两条小辫，安安静静的神态，一标准小“媳妇”。我忍不住得意地大笑！

大概是性格如此吧，大学四年要上完时，在毕业留言的本子上，冯驰和葛云生两位老大哥共同给我写了一行字：“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李玉华也说，说不准我像姐姐还是哥哥，妹妹还是弟弟。我的的确确的女性性别都不太被认同，只能说我太不淑女，或者太“二”了。这也是天生的，并非有意为之。为此，做了不少很“二”的事，伤了别人都不自知。上现代汉语修辞部分时，来了个董老师。董老师不善讲，便不停地写，一写一黑板，满了擦掉再写。常是汗水流得浩浩荡荡的，衣服都湿透了。不过字确实写得好。课程结束时，大约心有歉意，或是对自己的字心有得意，便自带很多宣纸，给大家写字。大伙热热闹闹地围了一圈一圈的，董老师写好一张，就被人拿走一张，拿到的多是男同学。女同学也围在跟前，可是一张也拿不到。我自己倒不是很想要，但觉得男同学太不绅士了，眼看一张又写好了，又被男生“捷足先登”，我连是谁都没看清，想也没想就喊了一嗓子：“放下！”是吴桐生，竟然就放下了。

是刚开学的那两天吧，一天，将要上课时，大家都在教室里坐下，等着老师来上课。都是新课，都是新老师，不知是哪个老师的课。就是知道了，那个老师也没见过。有些好奇，充满期待。就在这时，进来一位从年龄到长相到做派都像老师的人，一身蓝色制服，腋下夹着一只公文包，是黑色人造革的。大家立刻抖擞精神，准备上课。谁知这“老师”在讲台前并没有停下，继续向前走、又拐弯、再前行，到一个座位上坐下了。正想不通老师为什么不在讲台上偏去学生的座位时，真老师来了。后来知道，不是老师而特像老师的这个人，也是我们的同学，叫吴桐生。由于吴“老师”的华丽登场，使得我（也可能是我们）几乎最早认识并注意到他。常见他迈着稳重的步伐出来进去，腋下又总不离那个黑色公文包，就对那只包充满了想象，猜想里面放着不知多么重要珍贵的物件。终于有一天，高斗梅神秘地告诉我，“我知道吴桐生的包里是什么了！”“是什么？”我问。为能揭开谜底兴奋着。“是一只瓷碗和一双球鞋！”谜底揭开后好不沮丧。继而又好笑：这两件东西怎么能相提并“拎”呢！

看到吴桐生放下已拿起的董老师的墨宝，我当时就意识到自己莽撞了，但我是从不解释从不道歉的，我遇到这类事只会尴尬，不知如何处理。二十年聚会时，见到吴桐生，我补上迟到的歉意，吴老兄早已忘却，并且大度地说，你想要字，我给你写。那好，兄长，这个字，我现在就订下了！

说到兄长，傅道华真算一个。在校时和傅道华没太有过交集，但毕业后分到了同一所学校——郑集中学。道华兄进校就带毕业班，俨然一熟练工，不像我，还是一青涩的学徒。我听过道华兄的课，上得极好，尤其是议论文，条分缕析，逻辑严密。以至于没两年，就做了教研组组长。也正是此时，我离开了郑集中学。傅兄长遗憾地说，刚说可以照顾照顾你呢！以道华兄这样温良敦厚，谁和他在一起工作，自是很幸运的。这个幸运后来落到我的同桌刘瑞娥的身上了。二十年相聚时，道华兄告诉我，他已调到沛县，做了沛中的校长，和刘瑞娥在一起。刘瑞娥的夫君，也是我们77级校友，物理系的，教学也甚是了得。于是道华兄以照顾教学骨干的理由，安排刘瑞娥离开了繁重的教学第一线，负责学校体育器材的保管发放。我说“刘瑞娥你太舒服了！”刘瑞娥说，“也不轻松，还要写总结呢！”天哪！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道华兄是多子女父亲，孩子个个很出息。最小的一个又考上大学时，道华兄打电话向我报喜，他说“你侄儿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啦！”接电话时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一时没有转过弯来，想不起是哪个侄子今年高考。我这人一向迟钝，对人物关系尤其理不清。我在铜山中学时，我妹妹的小叔子跟我复习，一天他转述我妹妹的话，说“大嫂说”，我想你大嫂我也不认得，她跟我说什么呢？就迟疑地问，“你大嫂？”看我冥顽不化，人家只好直呼其名，我才意识到，我的妹妹原来是人家的嫂子！傅兄长大约对我的反应很不以为然了，从此再不理我了。道华兄，我真不是有意的，小可这厢有礼了！

刘瑞娥是我的同桌。我因为不上课便不进教室，课外又有刘敏这样的好朋友，所以和同桌交往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多。刘瑞娥话也不多，在我们班算比较老实的一个。但刘瑞娥学习很认真，不像我。我除了课堂上注意听讲，课外基本上不碰教科书，更不要说参考书。听说张仲谋同学跟着教学进度读原著，讲到孔子，《论语》、《春秋》全读，讲到孟子，《孟子（上下）》一篇不落。这种有计划有目标的阅读，让我立刻有了高山仰止的感觉，我还在由着兴趣读着玩呢！要考试了，也不着急，我一般是离考试三天开始复习。一次还没到考试前的三天，我看刘瑞娥在复习，随口问了一下要考试的东西，她已经烂熟于心、胸有成竹了！我这边还没启动呢！但我复习就是复习了，很专心、排除一切干扰的。一次不知是复习哪一门课，我搬张凳子，在院内找一荫凉面壁看书，其时刚看过香港电影《画皮》，廖礼平从我身后路过，大叫一声“画皮！”我立刻吓得魂飞魄散。那一场考试终究是受影响了。但如果像刘瑞娥那样常备不懈呢？据我所知，刘瑞娥在校四年，起码前三年半是没谈恋爱的。快要毕业时，别人介绍了物理系的同乡。刚一确定关系，就被学校以照顾夫妻关系为名，发配到淮阴去了。重返故乡，不知是在何时。但老实人是有福的，刘瑞娥的生活一直幸福而平静，好像比我们还多“赚”了一个孩子！

那时女生的座位都排在前面，十一个女生，第一排就坐了八个，剩下的在第二排。我这样的个头，居然也在第一排。我除了上课，一般也不在教室，上课时基本上就目不斜视，所以直到很晚，班里的同学我也认不全。一天上课之前，一个男生从身旁走过，一会再一次从门口过来，我就纳了闷了：这一会儿功夫，没见该同学出去呀，怎么又进来了呢？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是两个人，分别是邱林和冯驰。这俩人年龄相差十来岁，我是怎么把他们看成一个人的，连我自己也想不通。

王海龙坐在我后面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个多愁敏感的家伙，很容易忧郁，他自己也说像小仲马笔下的阿芒。他喜欢写些东西，也常拿给我看，我也会说些不着边际的评语。他是心理学科代表。我不喜欢上心理学课。课程结束后考试，开卷，我自觉题目答得还不错，可是只得了及格，和另外一个谁在班上并列倒第一。我其实无所谓，但海龙去找了老师。老师回答得很老实，他说，她上课时只看小说不听课。海龙刚毕业就结婚了，没有声张。婚后请我和斗梅到家中吃了顿便饭。尔后他出国，直到现在，再也没有见到过。

酒宴在热烈地进行着，马啸是一贯地谈笑风生，出语惊人。他说起自己一件上学时的趣事：上体育课，几个女同学请假，体育老师是男的，女同学就扭扭捏捏跟老师嘀咕，不知说了什么，老师就恩准了。马啸就纳闷了：什么理由这么好请假？于是他跟老师说，“我也不上课。”“为什么？”“她们为什么？”“她们有原因。”“我也有原因。”“你什么原因？”“她们什么原因？”“不能告诉你。”“我也不能告诉你。”老师实在被纠缠急了，实话实说：“人家来例假了。”“我也来例假了！”马啸理直气壮地说。老师惊得目瞪口呆，只好让步：“好好好！”晚上马啸到阅览室查了辞书，看这“例假”究竟是何方神圣，有如此大威力！一查，好不气馁，原来自己没有这功能！马啸说，要是别的老师，自己断不会这样放肆的。只因这老师是曹某人。曹某人也刚从学校毕业不久，高大，帅气，看着就让人气恼。我能理解马啸的心情，很像现在的大一新生对师兄的憎恨！

在学校里，马啸、邱林、朱榕、刘敏、秦勇和我，都喜欢玩排球，我们经常在一起，或组队跟外班、外系打比赛，或者就我们几个人，一边传球，一边聊天。马啸是我大学四年接触最多的男生。他喜欢猎奇，追求时尚，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敏感。又特别热心。一次组织我们到学校对面文化局学跳交谊舞，场地、老师都是他联系的。做我舞伴的男生烟气熏人，实在难忍，这让我直到现在对跳舞都很反感。（这个马啸是要负责的！）以马啸那样吊儿郎当的性格，我实在想不通他后来居然在政界混，还成绩斐然，能够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做得很好，马啸具有超强的可塑性。

酒酣耳热时，马啸带头，追问女生当年对哪位男生有好感。好感？好感的概念是什么？是指青年男女之间那种朦胧美好的情愫吗？说出来，可能要让男生失望了。记得保尔在回答丽达类似的问题时说，“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那么，影响我们这代人的还多了个保尔。还不止于此，应该说，我们还是在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声讨声中长大的。男女爱情，说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也好，说是资产阶级低级情调也行。没有人敢出格，哪怕是思想上。那时所有的恋爱都指向婚姻，根本没有爱恋。也是在我们读书期间，外语系曾有过一次接待外宾任务。事后，王维佳告诉我，外国友人问他们学生中的恋爱交友情况，他们说，“我们大家都是朋友。”维佳说这话的时候不无得意，为自己的机智。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的外国朋友一定是莫名其妙：如此私人的事情，怎么可以集体来做呢！但当时就是如此。我拿起一瓶矿泉水，尴尬地说：“我那时很不是东西！我喝三分之一！”

刘敏被围追的时间最长。见刘敏难以招架，龚际平屡屡转移话题，为此，不知被罚了多少酒，直至在酒桌上酣然睡去，据说醉得不轻。次日早晨，当龚际平又神清气爽地站在院中时，斗梅关切地问醉酒情形，龚际平浪漫地说，“昨晚就是这样死了，也是幸福的！”斗梅大惑不解，我说，“这有什么不省得的？龚际平是把自己当成宝哥哥了。有那么多的姐姐妹妹陪着化灰化烟，自然是幸福的。”玩笑归玩笑，但是龚际平替女生挡酒的劲头，真有股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如同飞蛾扑火般的壮烈，斗梅都感动到不行了。骑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还有愿意当堂吉诃德的吗？但惟其稀缺，弥足珍贵，尽管有些傻。

晚上，躺在床上，挣扎好久，我终于问出了多年来一直想问、一直不敢问的问题：“这么多年，挺难的吧！”这是废话。孀妻弱子，能不难吗？但刘敏云淡风轻地，“还好。”我一下子就泪奔了！为刘敏，也为斗梅、高淑云。造化弄人，一个女人本不该承受那么多的！但是，她们独立支撑的天空，没有一丝阴霾。她们自己事业有成，她们的子女个个出息，她们为家人营造的环境，温馨祥和……听到她们爽朗的笑声，我就想，这就是中国女人啊！坚强、隐忍、百折不挠，牙咬碎了往肚里咽。

徐玉超受马啸委托，用一副对联总结此行，联云：“赏万亩荷花，修一世清凉。”有人问，“还有横批呢？”徐玉超想了想，“‘聚散两依依’吧！”我私下想，应该叫“浮一大白”。一是写实，二来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的人生态度。“人生有酒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虽然我不善酒，只能喝水，但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在夕阳无限好这一特定时刻，我是赞同的。辛苦受累一辈子了，趁着“为霞尚满天”，且行且珍惜吧！为此，我感谢微山湖之行，期待40年再聚首！

2015.7.22写毕

王一涓，女，江苏淮阴人，原中文系77级2班学生，南京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