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目送飞鸿，手挥五弦，我写了两首诗，说的是当时心情。：

（一）

陆沉十载云雾开，织锦有待圣手裁。

今朝喜颁求贤令，脱颖尽见麒麟来。

（二）

万里江山飞大鹏，阴霾秽地一洗空。

男儿自有平戎策，不向东风泣新亭。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那是寒冬里的春天。叶帅有诗云：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高考作文题就是“苦战”。我们都是苦战过来的，来自不同的方向，来自不同的部落，幸运眷顾了我们，我们格外珍惜这最后的晚餐。这些读书的种子啊，如饥如渴，像高尔基说的“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课堂上老师兴致勃勃地讲，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阶梯教室每有大课，同学们就争先恐后提前占位子。晚自修，教室外天寒地冻，教室内灯光明亮，暖意融融，同学们专心致志地看书、做作业，直至熄灯铃响，同学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教室。若干年后见报道高校学生逃课成风，考试作弊盛行，觉得不可思议。学习苦吗？生活苦吗？诱惑多吗？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

我们感谢老师！还记得吗？廖序东老师讲古代汉语，语调舒缓而亲切，他那绵软甘甜的南音，随意延伸便浩瀚无边，我们听课仿佛泛舟大海。洪念涯老师讲古代汉语。洪老师面容清癯，头发已白。讲课爽利清晰，句句入耳，我们可以一字不漏地跟着记笔记。郝立诚老师讲古代文论。郝老师年事已高，走路略显蹒跚。他是南方人，乡音难改，讲课我们听不甚明白，但惊奇的是他竟能大段大段地背诵陆机的《文赋》、曹植的《典论》。我是他的课代表，一次去他家送作业，他坐在破旧的沙发上，家徒四壁，别无长物，我不禁唏嘘。王进珊老师教古代文学。他在三四十年代就是教授，不擅讲课，却著述甚丰。他把汉乐府篇目印发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找原作读。他还校勘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把厚厚的“勘误”讲义发给我们，其治学精神如此。邱鸣皋老师讲先秦诸子，他那铿锵顿挫的语音，隽逸的粉笔字，烘托着简明透辟的评析，把我们引进与先贤先哲对话的殿堂。吴汝煜老师讲唐诗，吴语伴随板书洋洋洒洒如珠玑，仿佛唐诗人布满星空。朱宏恢老师讲《诗经》，课程结束时告别说：“昔我来思，杨柳依依；今我往矣，雨雪霏霏。”其时窗外正飘大雪，契合此情此景，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赵兴勤老师讲元杂剧，讲关马郑白，高兴处总说“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陈金淦老师讲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其深度分析似一长篇论文，文学与政治、美学交辉，星汉灿烂，令人神往。张梁老师讲鲁迅诗剧《过客》，边读边点评，阐幽发微，揭示主旨，如醍醐灌顶，脑洞大开。韩云彤老师讲现代戏剧，期期高调常引发学生阵阵笑声。邓星雨老师讲杨朔散文，赏析《雪浪花》中的“咬”字及板书时笔势一扭，特有韵味。刘洪甲老师讲“写作”，引《琵琶行》中大段描写音乐的诗句写在黑板上，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印锡华老师讲“美学”，他念厚厚的讲稿，我们急急地记笔记，直到下课才能长舒一口气。刘彪老师讲欧洲文学史，详实严谨，记录下来就是完整的讲义。一次他讲到贝多芬，还随兴唱出《命运》交响乐的曲调。还有……还有……

忘不了，忘不了和我同窗四年的同学。班长刘健，机敏谦和，有大哥哥的风度，形象酷肖金日成。孙秀华是团支部书记，一讲话就笑，声音带有磁性，很有亲和力。陈莉，豪爽，真诚，古道热肠，有女侠之风。2007年高三检测，我在六中阅卷，陈莉作东，邀约多名同学聚会，叙同学之谊。2008年我在北京代课，她又让她侄子去看我。我写了本书，也是烦劳陈莉分送老师和同学。同学四年没说过几句话的小学妹能如此待人，难得，难得!班级成立缝纫组，伏义洁给我缝过衣服，黄培玲把节省的饭票送我，事情虽小，不敢相忘。巩欣荣不爱说话，却研究五线谱；十年前同学聚会，在新校区她即兴发言，我惊诧俨然大领导了！真应了那句古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赵桔，久违了！当年我们坐前后位，她从上海回来，拿一把明星裸照给我们看，我们还不忍目睹，伊思想够解放的了。徐明，可惜了他的表演天赋。班级排练话剧，他扮演角色，头发一掠，一扬头，一个迈步，气死明星。薛屹峰与我同宿舍，即便是寒冬，也看到他每天晚上洗冷水浴。丛楠、马骏是我班年龄最小的，单纯可爱，永久的给班级带来快乐。近日在微信上看到丛楠写的一首七律，很有气象，真成大器了。王小铁，活泼快乐，总是轻快地说话，轻快地走路，走着路还哼着歌。他每天准时取发报纸信件。记得张集农场学农归来，我写了一首歌，小铁在联欢会上引吭高唱了这首歌，可见其青葱激情。张建国，高高瘦瘦的，白面书生。他喜欢写诗，特别爱读郭小川的诗。他曾写了几首朦胧诗与我切磋，看他痴迷的样子，相信他会成为诗人。李连军，微微胖，总是温和地说话，温和地笑。他的英语非常好，水平不比外语系学生差，毕业后教高三英语。有一年他来沛县参加教研会，在短暂的会期间还抽出时间到学校见我，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李晓辉，我的小同乡，在校时就痴迷诗词，盖闻能背诵数百首唐诗宋词。毕业后，他先去海边，后回沛县，欲求一安心写作之地而不得，又从县城回到老家。在农村中学任教评职称是要吃亏的，因为名额有限，有限的名额又被头头脑脑近水楼台先得月。他的高级职称要晚好多年，我曾表示惋惜，他却处之泰然，甘之如饴。在寂寞的田园生活中，他坚守自己的钟爱，饶有收获。这在当今奔功利的社会，大家争先恐后地走向城市，走向财富，走向权位，他却从繁华走向田园，从浮躁走向淡泊，这也是一种美丽人生吧。罗德民，也是同乡，又是中学校友。记得刚入学时，他第一个跑到校门口迎接我，说：“听说沛县扩招一人，我就知道是你！”我是那年扩招入学的，中文系扩招十几人，大都是市区的，八县就我一人。大学四年我和德民住同一宿舍，还是同床，他睡上铺，我睡下铺。一次我生病发高烧，亏他多日陪侍。毕业后，我们又多年在一处同事，同心同德，相亲相悦，这真是命中的缘分了。还有……还有……

有故事的人，有特点的人，牵动心肠的人，自然常被优先记起，写的虽是一鼻一毛，一鳞一爪，却是我心中的珍爱，我收藏了。

在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我曾陷入身心交困的境地。入学时，我已有两个孩子，小的刚满周岁。妻子教育红班，母亲为我看孩子，又要做家务。为父不能养育子女，为子不能孝敬母亲，我总有一种负罪感。我刻苦自己，不愿再给家庭增添负担。先是哥哥每月寄我五元钱，后来我不让他寄了，用这钱补贴家用；我还卖掉了我心爱的锺山表。徐州离家虽不远，除寒暑假，平时我未回过家，只为节省那几元车票钱。入学时，我五舅送我一套半旧的军装，我四姨给我一件蓝色衬衫（这是她评上先进的奖品），妻姐后来给我买了件白衬衣，除此之外，大学四年我未添过一件新衣服。后来我用节省的助学金买了不少书，还买了一件军大衣，天冷了穿，晚上盖，抵一床薄被。这件军大衣一直跟了我二十多年。大二末，学校允许提前毕业，我有此打算，哥哥坚决不同意，母亲也来信嘱我安心学习，不要挂念家里。看着母亲的信，我流泪了。人同此心，相信和我情况相似的同学比我更艰难。

77级是共和国高等教育史上最特殊的一个群体，因“文化大革命”高考中断11年，人才荒废可知。历史耽误了他们，历史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群体每个人的身份、经历、背景各不相同，年龄也相差甚大。我和我的学生便是同年考上大学的。就说我们班级，年龄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最小的1962年生，1978年入学时，32岁与16岁携手，已成倍数了。即便是1952年出生的人，也比马骏大了10岁。这几乎是两代人，令人陡生沧桑感。开始小师弟叫我封兄，我想该叫封叔吧。又想，这不就是“年兄”吗？古代科举五十、六十还是童生呢，外国七十、八十还上大学呢！77级现象，不是中国的原创，也不是现代的孤本。

大学生活虽然清苦，却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记得入学军训，到部队营房打靶，第一枪子弹脱靶，第二枪我射中9环。张集农场学农，割麦撒粪，流血流汗。每日晨练，跑淮塔，登云龙山。云龙体育场5000米长跑，我坚持跑下来，考核合格，却两腿肿胀，举步维艰。班级排演话剧，同学自导自演，礼堂演出轰动全院。拔河比赛，死拉硬拽，累倒一片。联欢晚会，俊男靓女，舞美歌甜。学术讲座如春草，小礼堂听程千帆教授讲学，讲者忘情，听者动容，我记住了“愤怒出诗人”这句名言。吴奔星教授在阶梯教室讲毛主席词《贺新郎》，旁征博引，声宏气足，尽展学者风范。中文系举办学生学术报告会，论文长篇短篇，张扬新思想，新观点。楼下小广场女排开战，男生女生助兴围观，鼓掌呐喊。食堂的大肉包子几分钱一个，又便宜，又解馋。真理标准讨论，系办公室北墙贴满小字报，有诗有文，或长或短，时代骄子思想新锐，不同观点对立交锋，畅且所言。系领导十分宽容，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廖序东教授时任系主任，他与黄伯荣教授合著的《现代汉语》是教育部确定的高校文科教材。他教我们汉语课，他的标记法语法分析简明实用，很受欢迎。学院曾展出廖老师的小楷书法作品，温润遒健，是王羲之小楷体。我毕业实习时，对一篇古文中的词语用法不解，就去请教廖老师，廖老师缓缓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书，找到这篇文章，然后耐心地给我讲解，让我亲身感受到他的治学严谨和平易近人。多年后，廖老师应邀来我县宣讲《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大会堂坐满了全县的中学语文老师，我早作准备，为廖老师的讲课特地录了音。我们又看到廖老师满头银发和慈祥的面容，又聆听到廖老师舒缓绵软的南音，感到特别亲切。沛县的几位同学还去宾馆看望了廖老师。廖老师逝世后，我把这盘录音带托陈莉转交廖礼平，作为学生对老师的纪念。这一幕幕，浓墨重彩，蒙太奇般在眼前晃，擦不掉，怕是溶在生命里了。

也有腹诽的事。记得清除教学楼前花园里的杂草，一组人排成一排，一根一根地拔，足足拔了一个课外活动。其实只需三五人，10分钟就能搞完，这是不是有意或无奈地浪费时间？还有每周的卫生大扫除，每次都是用水冲洗地面，玻璃擦了又擦。其实教室并不脏，一个月冲洗一次地面也是可以的。无端地浪费时间，无异于自杀。形式主义，工作不讲效率，是77级的另一面。还有，用仅有的课时讲一首《国际歌》，却不讲托尔斯泰、高尔基，这也是外国文学教学留给我们的遗憾。

还有趣事，或可记入“笑林”。

沛县历来出名人，刘邦就是一个。坊间曾流传顺口溜：沛县有三宝，张广播，崔报导，外加一个谢短跑。崔报导是指崔成柱君，因擅长写新闻报道而后来进了徐州纪委。张广播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位学弟，其时在校广播站当主播。谢短跑是物理系77级的谢国兴，一次校运动会，他一人拿下短跑、跳高、跳远几个奖牌，提了一嘟噜球鞋（奖品）回来。这三位名人为沛县挣足了面子。

还有一则，是关于自己的。记得袁宗亮老师上政治课，让我们提问题，他作答。我提了十多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传给袁老师。这些问题是我平时关注的，怀疑的，不解的，如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是什么意思？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现在看帝国主义神采依旧，垂而不死，如何解释？若说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自我调整、革新，难道资本主义国家不可以自我调整、革新吗？资本主义能够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吗？怎样评价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和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诸如此类。袁老师一念这些问题，同学们哄堂大笑，我愕然，却也笑了。同学们或许认为这些问题太古怪，莫名其妙？或许认为太简单，无须问答？我愕然，自觉很是另类，我笑自己太无知了！袁老师却很认真，一一作答。政治期末考试，没料想我考了100分，满分，全班仅我一人。

我又突发奇想：鲁迅、郭沫若、茅盾当年是怎么出道的？成立文学社团，出版文艺期刊，有人有阵地，自然早早地驰骋文坛。77级不乏人才，如果当时徐师中文系也成立个“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之类的文学组织，也出版《新生》《沉钟》什么的刊物，再请几位老师站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兴许我们徐师，我们77级同学，也会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露露脸儿的。

琐记到此可以打住了。我们再次回到了原点，驻足回望，廖老师走了，吴汝煜老师走了，陈金淦老师走了，印锡华老师走了……同学张建国走了，李连军走了，吴继光走了，王小铁走了……人生短暂，生命脆弱，逝者留给生者无尽的哀思，愿逝者安息！我们今生今世相遇，有一天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还会重逢。

77级同学现在大都已退休，在岗位的不多了，我们有时间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生命的意义。毕竟我们是小人物，上不了凌烟阁，也成不了网红，朝花夕拾，只为纪念逝去的岁月，也为感悟生命。我们的人生归宿何在？怎样才能安妥我们的灵魂？我想起了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皇天后土，心如赤子，若此，吾愿足矣。

我不信原罪说，也不相信因果论。自觉廉颇老矣，细检此生，顺境逆境，坎坷多难。我年轻过，桀骜过，憧憬过，奋斗过，爱过，恨过，哭过，笑过，苦过，乐过，七情六欲，濒临死亡，我经历了完整的人生过程，享受了生命的多彩和富饶，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有此，人生无憾也。

77级同学们，无论机遇是否青睐，无论生存环境是好是坏，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无私奉献，成为新时期各条战线上最能吃苦、最肯学习、最有责任心，堪当大任之人，在共和国人才断代之际，成为承前启后的时代桥梁。祖国信赖我们，人民厚爱我们，历史记住了我们。“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人生如此，自可乐也。

2017年9月

封立华，男，江苏沛县人，原中文系77级1班学生，先后在沛县二中和沛县教育局督导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