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来社去”是1975—1976两年间江苏省创新大学生培养的实验物，意即从农村公社招来，毕业后再回到农村公社中去，简称“社来社去”。大学毕业后不能改变农村户口的性质。

1976年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最后一年，也是我省在部分农林高校举办“社来社去”生实验的第二年。当时上大学靠推荐，名额由市教委（那时不叫教育局）分配到县，再由县分配到公社，最后推荐谁上谁不上，谁上哪个学校，皆由公社领导决定。此前的四五届都是如此招生的。因此那时上大学完全靠“有人”，父母或亲戚中必须有当干部的，才有可能被推荐，无后台之家想都不要想。

1976那年，我们魏庙公社分得了2个大学统招，5个中师和3个“社来社去”名额。由于各大队干部的子女当年也参加了竞荐报名，一下子暴涨到40多人，10个名额远远不够瓜分了。做领导的“解决问题”就是聪明，当机立断，由公社组织考试，对外称择优推荐。我这个出身三代都是地道农民家庭的孩子，搁以前几届打死也不敢想去报名，只是听说公社要进行考试，还可能择优推荐，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也跑去报了名，并参加了考试。成绩出来后，我在48人中名列第一，比第二名高出60多分（这里不是自表聪明，是由于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就被魏庙中学留下做了民办教师，一直没丢书本），按理两个大学统招应该有我一个，不是择优推荐吗？事实却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人家领导处理矛盾的高明手段而已。结果7个转户口的统招名额，自然被“太子”、“公主”们认领了。为了掩人耳目领导决定把3个没人要的“社来社去”名额救济给我一个，一方面可以安慰我这个第一名，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社会影响。要知道那时上大学百分之八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户口啊。与今不同，当年吃计划粮可是人上人呀，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可是天壤之别。面对这不公平的结果，我欲哭无泪，只能接受“恩赐”了。1976年9月，我扛着柳条箱子直奔我们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而来，可到校后才知道，我们班是省教委在徐师院开设的唯一一个师范类的“社来社去”实验班，其他均为农学类、牧医类、林业类等涉农专业，而这个班的办学地点不在本校，而是在卧牛山农校里面。于是我又呆头呆脑地乘车西上，到农校报到入学，开始了我的“社来社去”学习生活。

那时做我们班主任的是刚刚留校的张顺溥老师，任课教师有刘剑仪、张洪超、苏晓青等。他们也十分辛苦，当时公交车只通到段庄，段庄以西都是农田，下车后要沿一条灌溉渠步行四五里才能到达，记得有一次雪后，刘剑仪老师去上课还曾滑倒在水渠上，至今记忆犹新。

将近一年“社来社去”的农校生活，有两点刺痛让我终生难忘。一是羞辱感，人家上大学是登龙门的大喜事，而我这不伦不类的大学到底算什么？自觉矮人一等。我不敢见我的同学，我害怕亲友们向我问及我的大学生活，因此假期回家我都是趁天黑偷偷进村，生怕见到熟人，现在想想那段时间差点得了自闭症。二是亲身体验了“寄人篱下”的真实感受。在农校我所在的班犹如一个没人要的孩子，其他班级人家都是嫡亲。学校集体活动没我们班的份，体育场，先保证人家使用，无人用时才轮到我们去蹦蹦跳跳，就连到食堂打饭，师傅们都会另眼低看我们师范生。篱下不忍再寄了，记得从第二学期开始，我们便组织代表到校本部和领导“谈判”（受“文革”影响，那时不叫请示）。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学校领导办公室就在我们中文楼的三楼，出面与我们交涉的是吴植楷副院长。那时候的学生都是经过“文革”锻炼的，可不怕领导，什么都敢提，什么都敢说。第一回合我们把吴副院长气得两手发抖（现在想来确实不应该）。学校当时以预防地震、无法安置宿舍为由百般阻扰我们搬回，实际上确实75、76级在校生都住楼前防震棚里。可我们哪里会轻易放弃，于是便有第二次、第三次......不停的谈判，最后在1977年 5月，我们实现了胜利回迁，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中文楼东头搭建的防震棚里。终于回到了母校的怀抱，这一点阳光让全班同学尝到了莫大的欣慰。

1977年的下半年，从中央传来了恢复高考的特大喜讯，刚平静下来的心灵又被惊雷炸起了涟漪。我们这些无法解决户口的“老社”们坐不住了，到处打探消息，上级会不会同意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参加高考？从学校到市教委给我们的答复都是，“你们已经是在校大学生，不能参加高考”。我们没有就此死心，于是在班长李广法的带领下，7位班委直下南京省教委，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正式上访了。我们找不到教委主任，就找副主任，找办公室、找各处，瞎闯乱碰，也不管对方管不管用，反正进门就靠上去，把我们的苦衷与诉求向他们诉说一遍。白天在教委大院到处游说，晚上没钱住旅舍，就钻进教委的澡堂，睡在衣柜箱上。前四天均毫无结果，到了第五天，也不知是我们的苦诉打动了领导，还是我们软磨硬缠逼急了领导，办公室主任给了一个喜出望外的答复，教委同意我们“老社”参加这次高考了，真应了那句话“好事多磨”

从南京回来后，离初试还有15天。“老社”可以参加高考的消息不胫而走，农校那些难兄难弟、难姐难妹们没想到也沾了我们的光，一下子有560多名“老社”们各自回县报名参加高考。11月份进行初试，两张试卷都很简单，所有的考生都信心满满，可是他们哪里知道，那可是积压了十年的考生啊，据后来官方报道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录取率仅为四十分之一。等到预考成绩公布后，“老社”生又遭到了当头棒喝，省教委规定，普通社会考生，参加统考最低线是140分，而在校“老社”考生参加统考最低线185分。乖乖，满分可只有200分呢！这一下把560名“老社”斩得还剩7头。

我这个人生来命运多舛，办事从来没顺利过。事后听沛县教委当年管招生的孙科长告诉我，那次我差点又错失了参加统考的机会。据他说在当年徐州市教委的招生会议上，先是公布“老社”入围统考者6名，其中没有我的名字，但公布考分的名单上，我是192分，在沛县是第二名，所以他印象较深。怎么能没入围呢？在他的提议下，经过复查发现是漏登了，于是重新确定了我的统考资格。我十分感谢孙老师，若没他的发现和提议，我可能得姓一辈子“社”了。

我幸运地步入了统考的考场，也满意地走出了统考考场，尽管数学题有点难，但其他科目感觉都还不错。参加完统考后，即返回“社来社去“班继续学习，等待结果。其间报填志愿时特别感谢当年的中文系书记顾正银同志的善意提醒（我和顾书记是在篮球场上认识的），他告诉我说：”小车子，别想若非非，据说你们这些在校生，既然叫你们参考了，不录取一个说不过去，录取多了也不可能”。他劝我还是报考徐州师院吧。我听从了老领导的建议，三个志愿都填的是“徐州师院中文系（现在是不允许这样填的），最终的结果是就我一个漏网之鱼被录取啦。

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班的同学说我是华丽的转身，因为我的户口一下子改变了性质，他们说是“质”的变化。而我自己则感觉我还是我，没有变化，只是从76级掉到77级，我是掉级生。人家在徐师读了四年，我却上了5年。

车先俊 ,男, 江苏沛县人,原徐州师院中文系77级1班学生，江苏师范大学教师（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