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1977年的冬天，我才走出中学校门不久，又有幸参加了日后被载入史册的高考。考完也就没太当回事。想我1966年上小学一年级，1977年高中毕业，整个时段里我们国家的教育就没有多少是在正轨上的。据我所知，我父母家的祖上几代都没有出过什么读书人，所以我知道自己基本上应该属于考不上之列。在一个飘着大雪的午后，我的一位十年同窗给我送来徐州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好像比我还高兴，扬着信封站在雪地里喊我的名字。我刚打开房门，就看到我同学声落人倒——雪地太滑了。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了他手中举着那封信倒地的情景。我那幸运的人生际遇也就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一个个温暖的瞬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底。

揣着入学通知书，我被父亲送到了学校。办完手续，中文系的学长用木板车把我的行李送到了女生宿舍。因为家近，我的行李除了铺盖也就一个帆布箱。所以很快就安顿好了。只是，这时候再打量我将栖身的宿舍，还是很有一点新奇感的：整个就是一座特大号的防震棚啊。从西到东，一排一排的床铺静悄悄地排列着，整整齐齐，也空空荡荡。陆续地有人进进出出，都是隔得远远的床铺，都不是我们班的同学。正在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走来了一位漂亮的姐姐，弯弯的浓眉，黑亮的大眼睛，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看着她，心头好感顿生，原来果真是我们班的同学！这是我跟孙秀华姐姐的第一次相遇。最初的语言交流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个同学很老练，就像我的中学英语老师沈莉莉。不是，好像比沈老师还老练”。

接着，这位老练的学姐当上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在她的带领下，我们班团支部一直都是先进中的先进，模范中的模范。相处久了才能加深对一个人的了解。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人前可以面对几十上百人指挥若定，宿舍里她静坐床前能够飞针走线自己裁剪缝制出美丽的裙子。真是妙舌慧心呀。慢慢地，我发现，团支书孙秀华成了我心中的女神，这世上简直就没有什么能难倒她的事情。直到现在，我一直也没有学会她的勇敢坚韧。但每当我遇到了困难，需要求助，我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她，也总是能如我所愿，迎刃而解。

还有一位让我佩服的是我们的副班长赵静芝同学，娴静端庄，不笑不开口。她负责给同学们分发饭票，那是很琐碎的一项工作，每月都要做，领来的饭票是一大张一大张的，先要细心地撕开，查好，叠整齐，再逐个分发给大家。她也从不嫌麻烦。后来食堂允许同学们把吃不完的饭票退掉，她又一张张收上来，统计好，到食堂会计处办手续，领到退款再分发给同学。也没见她叫过累。有一次她发现差了一分钱对不上账，自己在座位上查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赵班的人品，也相信她的账目不会有问题。劝她先回宿舍休息。可她不为所动，再查一遍。“好啦！”直到她查明了原因解决了问题，才满意又轻松地笑了。看着赵班如此较真，原以为她应该会有点古板固执。结果不久后的一次联欢晚会上，她用一曲亮丽的《朝阳沟》，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再次令我刮目相看。

经常会听到我们同学谬夸我有“女侠之风”。说来惭愧，大学时期的我就是一个傻乎乎的笨女生。其实我们班的女侠当属王冰波。她的短跑应该不输马宏。有一天，聪慧漂亮、温柔可爱的冰姐姐突然说她得了肝炎必须退学。我心虽不舍，也没有办法挽留啊。相信当时我们班得有一大波男哥们倍感遗憾吧。虽然断了联系，却没断了回忆，我记得好几回在梦中见过可爱的冰姐。多年之后她才告诉我，她之所以借故退学，完全是为了让她的那位还没考上大学的男朋友心安。多么伟大的爱情啊！

我在班级里是资历最浅的那一批，高中刚毕业就幸运地进入了大学。因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那届毕业生里有一批学生小学只上了四年半。由于我的命好，我的小学老师高林生辛苦培养出来的学校艺术、体育苗子都在我们班，学校不舍得我们那么快就离开。班主任小李（慧生）老师动员我们“复课闹革命”，数学大李（维勇）老师则拼命给我们讲应用题。所以我的小学上了五年半，是那一年徐州市绝无仅有的一届“留级生”。初中遇到了学制调整，寒假毕业改到暑假毕业，我们又多上了半年。当时的数学老师谢月娥带着两个孩子住校，有充足的时间给我们辅导，盯着学生改作业。我家与学校一墙之隔，放学后最爱帮老师批改作业。也许就是那样积累了一点点日后高考用到了的基础知识。高中两年倒是有一年在工厂里“学习”度过，经历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贴大字报等还都留有印象。如果说我能幸运地挤进大学的门槛，我那些可爱的小学、中学老师们功不可没。也因此，在大学的应届学生中，我的年龄并不算小。

班里比我小的同学有好几位，走得最近的是马宏。我们两一起去教室上课，一起去食堂打饭。细心的人会发现走在我身边的马宏总是显得比我累。因为我手里端着的通常都是几个摞在一起的饭盆，她手里提着的往往是几个热水瓶，灌满了开水的。因为她总是比我主动，而我也总是抢不过她。同学们去张集劳动的时候，我们俩都没去。她是因为代表学校去南京参加省大学生运动会了。我则是因为在家休养。南京回来，她风尘仆仆地赶到我家，要带我去张集体验生活。多少年后，我到四中工作，她和小铁的女儿瑶瑶考进四中，倔强又多情，活脱脱又一个小马宏。瑶瑶代表徐州市中学生去南京参加作文大赛，一不当心就捧回来了个江苏省一等奖。小丫头在填写指导老师的时候顺便把我的名字加上了，也让我在此生中歆享了她们母女二人的亲情惠赠。

丛楠也是我的小同学之一。那时候我就常常想，这个小同学怎么会懂得的那么多啊？我们有好多次游学四方的经历，多是他提议成行的。无论是爬泰山还是登明城墙上鸡鸣寺，从他嘴里听到了很多历史掌故。就连我们一起结伴游玩拍的照片，也多是他自己动手洗印出来的。当然，技术还是有瑕疵，相机也还有毛病，以致于那些照片有不少在今天看起来多已模糊，没法再加印，只可以留着自我欣赏了。但是照片记录下来的那些真实的画面，见证了我们年轻的热情，青春的骄傲，是用什么语言也无法准确还原的。更为难得的是毕业之后，因为在北京工作，丛楠同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同学的驻京办事处，尤其是孩子们在北京读书、去北京游玩，他们的丛叔叔几十年如一日殷勤款待，周到照顾。孩子们也把他们的丛叔叔当成了最亲近的人，有些话不告诉老爸老妈也要跟丛叔叔叨咕叨咕。想来我的这位小同学应该是我们同学中“孩子”最多的人。没有之一。

不久前与宏生兄的弟弟亦伟兄同桌吃饭，他说起我跟高斗梅的关系太好令他们的同学有点小嫉妒。是的，我跟两个高姐姐的关系的确已经“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毕业分配，我在邳县运西中学，高淑云姐姐在新沂炮车中学。一个周末，高斗梅姐姐不远百里，从徐州坐火车到邳县找我，我们俩从邳县骑自行车到炮车去看望高淑云姐姐。按照事先打听好的路线，我们没太费事就找到了炮车中学。那天炮车的高姐姐身体不适正卧床休息，我们的到来让她喜出望外。徐州的高姐姐带着我到地里挖荠菜为我们三人做了一锅香喷喷的面疙瘩汤。2012年的夏天，我陪着斗梅姐姐到美国去嫁女儿，她陪着我坐游轮赏飞瀑，过了一段神仙也羡慕的滋润生活。哈哈，我跟两个高姐姐的情谊是不是很长很长？

外语系同学赵强曾经为我测过八字。他说我“见官伤官祸乱百端”。又说我应该好好感谢我的母亲，是她让我的生辰破了我命里注定的祸端。也真是的，从小到大，我会经常遇到一些“小灾小难”，但也都“无伤大雅”，无非是闹着玩磕破了皮，跳皮筋崴伤了脚，钩针扎进了手掌心，板斧砍掉了手指尖之类。没想到我进校不久却遭遇了一场有惊无险的“车祸”。

一天中午，也许是借故跑回家蹭点饭，也许是需要回家拿什么东西，我借了宏生兄的自行车回家。他的自行车是那种28大架，我也不是太适应。急急忙忙返回学校的途中，胆大的我公然从云龙山坡顶直接骑行下去。快到坡底的地方有一个向南的小路口，本来几乎与我齐头并行的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然向右打方向，直接把外道上的我卷了进去，我猝不及防摔倒在车下，拖拉机的右前轮从我的左臂碾轧过去才停下来。宏生兄的车子也摔变形了。此时恰好有我们中文系75级学长老裴（李？）大哥经过，他拦停了一辆路过的卡车直接送我到地区医院检查。学校卫生所的李所长随后赶来了，我们班的同学们也来了。检查的结果是没有大碍，或许有轻微脑震荡。所长还是要求医生让我住院观察几日。忘记是谁了，去医院看望我的一位同学，好言安慰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真的，此后，我又遇到一次又一次的有惊无险，也都安然无恙，稳稳当当走到了人生的后半途。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留有了后遗症，车祸事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会头疼，有时甚至疼到要缺课。记得又一次头疼请假之后，我正在宿舍休息，刘健班长带领班干们前来看慰，一大帮人，甚是隆重，令我感动不已，也就此帮我把头疼吓回去了，再也没有因此而请过假。

我能走进徐师，纯粹是因了自己的好运气。进校之后才发现同班同学中竟有我的中学高我两届的学长徐放鸣。中文78级进校又见到了另一位学长章哈生和我的中学代课老师王继安。也因此，78级同学会称我为“大师姐、小妹妹”。母校的学长自然对我这个小师妹爱护有加。记得我们清明扫墓，从纪念塔台阶往下走的时候，刚好遇到了我们母校的祭扫队伍向上走，吕校长看到我和放鸣兄，很为我们能在一个班级学习而高兴，还叮嘱放鸣兄好好照顾我。走上教师工作岗位之后，为了不负学校领导的期望，我也想努力做得更好。放鸣兄帮我联系他的母亲张清华老师给我提供听课学习的机会。那时张老师已是徐州市名师，她不顾自己的事情多任务重，硬是为我挤出时间，不光是让我听课，还在课后为我说课，教我如何备好课上好课，全然忘记了疲劳。坐在她的办公桌前，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金色的光芒映得她的身影特别柔和。三十多年过去，张阿姨为我说课的内容已经忘记了，但她谆谆告诫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神态，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以前我只知道放鸣兄是我的学长加同学。近年才得知他的父亲跟我的外公、我的父亲曾经是同一个部队不同部门的战友。我老母亲说：“徐科长人可好了！”她念念不忘的是放鸣兄的父亲得知她要为我哥买奶粉的时候，热情地指点她到大马路上的某一处食品店买到了他刚买过剩下的四包奶粉。那时候物资紧张，奶粉更是紧俏。母亲说“到处买不到奶粉。”放鸣兄比我哥年长一岁，他的父亲还在细心地为他搜罗哪里可以买到奶粉，可见他的父母爱他至深。而因了放鸣兄父亲的指点，我哥得以跟他一起喝过同一家店里的同一箱奶粉。这件往事，只怕放鸣兄也一定不知道吧。

说到放鸣兄的母亲张阿姨，让我想起另一位待我如自家女儿的杨明兄的母亲，亲爱的陈姨。当年只是因为一句无心的承诺，便让我们持续了三十年的相伴。隆冬即将到来，她给每个女儿送一条毛线围巾，其中有一条最漂亮的属于我。我的儿子十年面壁，每每牵引着她心中的隐痛。她生病之后记忆力明显减退，我坐在她身边不到十分钟，她足足问了我八遍“陈莉你有几个孩子？”她已经记不住我只有一个孩子，可她却记住了我的名字，知道我是陈莉！那天我给陈姨和杨叔叔拍了好几张照片，不曾想，这竟成了他们的绝唱！写到这里，我抬起头，仿佛看到了他们二老在天堂正望着我微笑。您二老请放心吧，我和儿子一切都好！

大学里肯定会遇到很多老师，幸运如我辈，徐州师范学院中文、历史、哲学、艺术学界的一流大师们悉数出马给我们上课，大家都有“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雄心。而且，那些大师级、国宝级的老师们还对我们特别眷顾，恨不能把他们的十八般武艺都灌输给我们。极有可能还是在老师们眼里我们班里的那些学生们太优秀了，当然需要因材施教。结果他们就在不经意间把“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我们”给忘记了。记不起来是谁先提议的，也不记得是怎么准备的，还有哪几位同窗好友，反正，我们的小课开始了。班级的学习委员张登勤老大哥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给我们讲起了诗词鉴赏，至今我的小笔记本上还留有那时记下的一首唐诗“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稚嫩的字迹倒也看得出态度的认真。他也认真地把我们当作了他的学生来教。许多年之后再见到我们的学委大哥，还是那样亲切地称我为“小陈莉”。听着这样的称谓，很受用。

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即将去“遥远的”邳县报到。对于打小就从未离开过徐州的我来说，邳县是一个让我心生忐忑的地方。但毕业在即，我打起精神请同学们给我写留言。学委大哥说：我要认认真真地给你写，好好地写。我知道，他来自邳县；我知道，他想宽慰我；我知道，他还把我当作他的学生。打开本子，我的心顷刻就化了。他写道：“不幸和有幸是不可离异的兄妹，不幸总是多于幸福的。但任何不幸的总和总不大于一点幸福。虽则是一点点而已。当你遇有不幸福的时刻，你向未来瞻望，在那儿，还有你的幸福的。命运之神不会将所有的不幸降临在你的头上的。在你稍有不快的时刻，你应该忆起，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被遗忘的人诚挚地祝福你健康、成长、葆有应该具有的潔洁。”学委大哥，不，敬爱的张老师，您的话学生不敢忘，您的音容笑貌永远镌刻在学生的心中。

大学的老师不坐班，同学们特别是课代表们经常要往返于老师家和我们教室之间，布置作业，传达任务。我常去的是我们廖教授家，却几乎从未讨教过学问。夏天，我喜欢吃刘老师做的糯米绿豆汤。冬天，我和杨明、丛楠在他们家做过炸麻叶的手工活动。廖教授任由我们玩闹，好像也还愿意家里多了点动静。有一年春节，廖礼平和夫君陈建生从南京回徐省亲，徐州正兴起一阵北京糖葫芦风，我在东院门口买了几串糖葫芦，想到廖老师，又特意挑了一串草莓的。看着老教授手拿一根红红的草莓串，喜乐幸福的感觉溢满全身心。廖老年事虽高，却一点也不服老，头脑特别清晰。我跟斗梅姐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反复地念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时，他才出院又住进去，顽固的病菌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他的心肺组织，他不知道，也不甘心，他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书稿要校订，还能自己走出去散散步。斯人已去，那抑扬顿挫的湖北普通话音分明还在耳边······

我的留言本上有王进珊老师于1982年2月4日立春日给我写的赠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写道：“读了这本纪念册感受很深，益信后之来者必将胜于今者，后生可畏焉。愿与陈莉同学共勉之。”唉！我是愧对恩师厚望了。

“留给亲切的回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班赵橘同学在即将告别我们去美国留学之前嘱咐我定制一个蛋糕时，让做蛋糕的师傅在蛋糕上面写下的。后来，她又把这句话写在了她送给我的影集的扉页上。我则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我们同学08年聚会时我洗印的那些老照片，也是在橘子姐姐送我的影集里保存至今的。每当看到那本影集，翻看里面一帧帧熟悉的照片，就会想起橘子姐姐。为了能让她知道我们聚会的消息，为了她能来参加我们的入学30年聚会，我把自己所能想到的方法都试了一个遍，还拜托了78级的梁龙宇同学找到赵橘上海的家。还是没有联系上。

还有谁不记得那个高高瘦瘦的女同学来到我们班的情景呢？她解释自己迟到的原因竟是因为政审差点没过关。前些年与彭城侠女袁成兰老师有过一次交谈，袁老师也再次证实了橘子姐姐当年几乎因为政审而与我们失之交臂。学校召开田径运动会，橘子姐姐带我去给我们班运动员买“补品”，遇到了一车红艳艳的水果，她大喜过望：“哎呀！草莓！”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草莓，之前在外国小说中看到过，可我一直都以为草莓是像葡萄那样长在高高的架子上的呀。我们买了几斤草莓我不记得了，不过还能记得我们是用洗脸盆装着草莓端到操场上的。那也是我平生吃到的最好吃的草莓。时至今日，草莓也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橘子姐姐对我可大方了，每回她的家人从上海给她邮寄过来包裹，里面总少不了一些好吃的东西：朱古力啊，可可粉啊，大白兔奶糖啊，她都要跟我分享。还分享过她的好多小秘密。她把艰难的“文革”遭遇用一种不那么沉重的语调讲出来，或许是为了不吓着我。记得在赵丹先生去世之后，黄宗英阿姨来看橘子姐姐，讲起过去，黄阿姨一声轻轻的叹息：“那时候又能怎么样呢？”神情像极了橘子姐姐。我们毕业前夕，橘子姐姐联系了去美国读书深造。惜别之际，她要我们不要难过，她告诉我把这几年的相处时光都“留给亲切的回忆”。将近40年过去了，我始终认为是橘子姐姐在无意之中帮我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

亲爱的橘子姐姐，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想你？我们同学很想你！

岁月如梭两鬓风，流年胭脂眉间红。再捋青丝浓雪染，不悔经年此相逢。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在毕业之际你们亲笔给我写的那些临别赠言？那本子紫红色的丝绒面上有四个烫金的行书“锦绣河山”。我一直珍藏着。王一涓姐姐的留言写在最前面。她写道：“你比别人更渴望友谊，更珍惜友谊，因此，你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是的，真的如此。尤其是毕业之后，原来在学校里没说过多少话的同学也都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朋友。都说憨人有憨福，如今年过半百，这句话真的在我身上应验了。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人生的第三阶段，跟你们，我亲爱的敬爱的同学们，上演了一场美丽的遇见。我们一起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聊过的天，追过的电影，结下的友情和亲情，都一点点注入到我的生命之中，也让我的内心一天天成长得坚韧和丰盈。我想告诉你们，遇见你们，我此生无憾！此生不换！

陈莉，女，山西左权人。原徐师中文系77级1班，徐州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