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读书人到州府、京城应试求取功名，称为“赶考”。一九七七年冬季，恢复了因“文革”运动停止了十一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简称高考）。我这时近三十岁了，已有两个孩子，能够幸运地参加考试并金榜题名，这真是我们全家的天大喜事。就是这次幸运，改变了我终身命运，这正如“十年寒窗苦”的穷秀才，赴京赶考后“金榜题名时”一样。

题目定为“赶考”，还含有另外两层意思：第一层的含义是说，此时“老三届”的高中学生都是三十岁里外的人了，从听从英明指挥参加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到响应伟大召号“上山下乡”，再后来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十多年里，经历了风风雨雨，饱尝了人世辛酸，阅尽了人间百态，品味了世态炎凉，早对命运和前途心灰意冷，万念俱灭了，能参加高考，那是梦想不到的事情。可是上苍垂顾，这梦想不到的事情竟然真实地被我们“赶”上了！这“赶”字含有“意外巧遇”之意，特别是我，是一次“意外巧遇”地使我参加了这次考试的报名。这待下文细说。

这“赶”字第二含义是“在短促的时间里匆忙去做”，如匆忙坐车称为“赶车”、大姑娘匆忙准备嫁妆嫁衣称为“赶嫁”。参加这次考试。由于知道信息晚，领取了准考证后才开始复习，只用了七个晚上时间，实在是太“赶”了。

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为选拔录用人才，总得采取个形式，可无论哪种形式，公平、公正地择优汰劣应是基本原则。隋唐前，主要是“九品中正制”、“举孝廉”。在那门阀森严的社会里，下层贫苦人家子弟能有被荐举的权利和机会吗？德才兼备者被湮埋在下层。推荐者是上方官员，贪赃枉法，任人唯亲、营私舞弊，这是在意想之中的。第二，即使是出于公心，可是由于荐举者个人把控标准不一，视角不同，这样选拔的人才难免良莠不齐。第三，各地域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也会产生不平等。甲地的三类可能优于乙地的一类，起跑点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怎比较优劣？

任何事物的发展趋势都是逐步走向合理。隋唐时期产生了科举制度，无论贫贱贵富都可以以笔试的形式参加同卷考试，这就公正公平得多了。人人都有参试的资格，试题统一，尺度标准一致，各展其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能最大程度地选拔真正的优秀人才。所以这科举制度，一直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就是到清朝末期“废科举，兴学堂”后，考试，也一直是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

再从学生角度说。公平、公正、透明地被录用了，就会为国尽忠效力，其它未被选拔上的学子们，才会心悦诚服，激励他们更努力勤学苦读，增长才干，这又相应地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提高了竞争气氛。一个有竞争的社会，才是生机蓬勃的社会，才是一个有发展、有希望的社会。

“文革”期间，称颂“文革”常说“史无前例”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事实上，它史无前例地破坏了我国几千年来积淀的优秀的文化、传统、思想，它史无前例地摧残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五七年那场“反右”的严霜就够厉害的了，这一次“风暴”比那一次更来势凶猛，破坏力巨大，涉及面广。它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是一场浩劫。它不是文化革命，而是“革”掉了我中华民族文化的“命”。

它“荡涤”的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优秀的思想传统。“破四旧”“砸烂封、资、修”使我们蒙受了多大的损失啊！许多绝版古籍、古字画、稀世珍宝，被它们（“它们”不是人，是一群猛兽）付之一炬了，精美的古建筑、艺术品被它们砸碎了，它们的口号就是“善于破坏旧世界”。旅游时亲见曲阜“三孔”和其他地方遭受的破坏不说，近在眼前的云龙山的碑文、石刻、大佛殿、大佛像及两旁壁刻等，都被锤砸斧凿。罪迹斑斑，惨不忍睹。

自然，我国传统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也在它们的“砸烂”之列了。就连正在学习的大、中、小学的学生考试，也予以“砸烂”，洋相百出。

“文革”从开初的大批判、大字报；再到“破四旧”红卫兵运动、大串联；再到“二月风暴”、大夺权、批斗走资派，这“红色风暴”愈刮愈烈，人人疯狂得红了眼，打、砸、抢、烧、杀，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全沸腾了。接着成立了观点不同的造反派，武斗、夺权。几十万人上街游行，一手执棍棒，一手举红旗，喊声震天响。武斗时那凶残，那激烈，那勇敢。电影里打日本人也没那疯狂场面。父子反目，夫妻成仇，敌对双方都是为捍卫同一个人，捍卫同一个思想，捍卫同一个路线而厮杀。

武斗双方两败俱伤，你尸骨如山，我也血流成河。疲乏了，该歇歇喘喘了。这时关键人物又开始发话了：“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要大联合。”这时双方才如梦初醒；倒了那么多兄弟，原来是窝里斗，是革命打革命。悔悟地说：您不早说呢？也省的我们之间你死我活了。厮杀后疲惫的双方，都有惺惺相惜之情，于是，就大联合了，坐到一块了。猛烈的狂风暂时歇息了。

该批的批了，该打的打了，该砸的砸了，该夺的夺了，武斗也过瘾了，开始产生了英雄无对手的彷徨。“天下大乱”乱够了，伟人又作指示了：“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现在要开始“治”了！于是先得“治”这一群“文革”中表现最积极最勇敢的红卫兵群体—“老三届”学生。革命平息了，没用了，留在城市，又无业可就，四处流荡，这“闯将”能帮你打天下，也能乱天下，实在是社会一大隐患。好办，计上心来：“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到边疆去”，那里地广人稀，分而治之，“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这样，这潜伏的巨大能量不就消释了吗？随着一个伟大号召，这一群一腔热血的“老三届”初、高中生，就义无反顾地“接受再教育”去了。

社会平定多了。还有许多要大治之事，“停课闹革命”几年了，课桌灰尘积了多厚，教室蛛丝挂壁，该读书的孩子们不能总待在家里吧。于是又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向工人、农民各行各业人们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号召。反正无论干什么，总不忘挂“革命”二字的招牌。对这二字，工人，农民是“抓”，学生，学校则是要“闹”，“停课”要“闹”，现在复课仍然要“闹”。

教育既然要“闹革命”了，要“斗、批、改”了，那么要“改”，就把以前的改完，改彻底；要“闹”就闹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教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既然是战友，还分什么上下尊卑？顶撞，贴大字报，污辱老师——这都是常事。北京出了个“反潮流小闯将”黄帅。你老师若要认真教，那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河南出了个“马振扶公社事件”中的张玉琴之死。你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是“摧残学生”，要考试，是“把学生当成敌人对待。”一切都彻底改了，课本内容是语录，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上课下课不再喊“同学好，老师好”，要三呼万岁，要先敬祝“万寿无疆”，再敬祝“永远健康”。我刚毕业到三十中任教不久，就听老师说，有一位语文老师，学问不深，教学水平不比孬的好，上课说话是徐普，可是喊那万岁和敬祝时，满脸虔诚，用着标准普通话，扯着超高的嗓门。据说这就是他教学的唯一一大亮点。

不能再“关门上课”和“闭门读书”了，要“请进来”“走出去”，要“开卷考试”，要实行贫下中农管学，要请贫下中农上台讲课，要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苦思甜。

看我校的一次“开卷考试”和“走出去”。

五年级同学（那时小学五年制）分成几个小组，拿到尺子满村乱跑，到生产队场里量粪堆，到社员家中量粪池坑，然后集体做题，计算每同学所丈量的粪堆的体积和粪池坑容量。三、四年级同学分组到各生产队统计每家成分和人口，然后分别把贫下中农，其它成份以及“五类分子”数目作分子或分母进行计算，并换算成百分数。孩子小，不会说话，逢人便问：你家什么成份？听者愕然，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生产队场里有几位老头在倒粪，走上前劈头就问道：“你们有几个是‘四类分子’？”那时候，“四类分子”比狗屎还臭，要无故说谁是“四类分子”，这比操他祖宗八代还恼怒，他得和你拼命。气得老头拖着倒粪用的抓钩，满场赶着要揍。因为那时生产队里的脏、苦、累的活都是“四类分子”的份，所以孩子们就认为这几个倒粪的老头是“四类分子”。

在公社召开的“教育革命成果大会”上，我校领导就是把这次行动当作典型材料添枝加叶发言的。并总结了若干伟大意义：一，这是一次巧妙地把“开卷考试”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成功试点。二，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分析课。三，培养了学生社会调查能力和动手能力。四，这是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之创举。言者沾沾自得、滔滔不绝、天花乱坠，听者，老师们在下面偷笑、窃窃私语，领导在台上正襟危坐，装模作样地直点头。接着教卫组长（管全公社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官）作总结发言，盛赞一番，并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我敢保证，以后永远不会再有闭卷考试。”

再看看大、中专学校是怎样招生和考试的吧。

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了，停课几年的大、中专学校也该招兵买马开业了。可这招收学生，绝对不能再按过去考试录取的方法了，“破旧立新”，于是又琢磨出个新招——“推荐”。其实这“推荐”并不能算是新招，科举前的“举孝廉”就是“推荐”的形式。说别人“复辟”，就不说自己是“复辟”。

这“让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懿旨一发，可喜坏了那些靠革别人命而染红了顶子的掌权者们，手中又多了一项实权。老子功成名就了，红色后代上个学，他妈的还要考什么试？革命江山就要靠我们这样的革命红色后代去接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阵地，我们的孩子不占领谁占领？上大学，我们的孩子不去谁去？太好了！拿张表，填上“贫下中农一致推荐”，领导意见栏填上“同意”二字，盖上红印，齐活。多省心！就我那崽子，整天吃喝玩乐，不学无术，混世魔王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考试不是难为孩子么？看，这多简单，一位名牌大学的学生就这样产生了。

那时打着“贫下中农推荐”的招牌，试问，有几个贫下中农参加了推荐？又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贫下中农子女不靠任何关系被推荐上？那些能够上学的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并且被真正推荐上的？这欺世盗名的“推荐”，实际上助长了当权者的不正之风，助长了社会上行贿和请客送礼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打着“教改”的旗号，瞒天过海，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掌权者的子女、关系户优先走了，剩下的名额就拿来作权钱交易的筹码。细查一下，那时能上学者，哪个与掌权者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连中小学未毕业的，或是正在上学的都能被“推荐”上。“大学的招牌，中学的教材，小学的水平”，这句话出自当时的高教部长蒋南翔之口，真是太贴切了。而真正有才有德却无权无势的学子们，被永远摒弃在大学校的高墙外，只能自恨命薄，独自垂泪，永远接受那无止境的“劳动改造”。“故虽有名马，袛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我们大队包括我有四个“老三届”高中回乡学生，也没有一个是“五类分子”和“有家庭问题”的子女。可是，也不知怎么得罪了大队干部们，每次“推荐”，总是与我们绝缘，而那些不入流的毛孩秧子竟然堂而皇之进高等学府，真乃活活气煞老子也！

还有一件事，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令我义愤难平，终生不忘。

我曾经到部队医院参加过一年多的赤脚医生培训学习，也是大队指派去的。最后确定大队医务室留用人员时，大队里干部没有任何人找我说任何理由，就经过“研究”把我拿下去了，而换成一个未参加一天培训，只上过小学一年级，整天在家割草拾柴禾，蓬头垢面，狗屁不知的毛妮子去医院，来充当我队的名额。唉!堂堂多才的高中生，培训了一年多，不能进，一个啥也不懂的毛妮子倒穿起了白大褂！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再不讲理，也不能这样？这不是活活硬欺负人么！我如五雷轰顶，胸中憋闷，呆痴痴地几天吃不下饭。可事实就是如此，在那无理可讲的年代，又能怎样？村里人也摇头叹息，纷纷说这不合理的事情。原因我当然知道，也很简单。既然我写了这件事，那就有必要说清来龙去脉。

这件事主要是她爹在起作用，那就先说她爹。

他爹是刚进大队不久的大队贫协主席。这贫协主席的得来，真如相声“连升三级”里情形一样荒唐、滑稽。那年冬天，生产队劳力都去扒河工地赶任务去了，只有他留在家中。大队叫每生产队派一个人去大队开会，传达者也未说清开的什么会，生产队长是个女文盲，她也不知道开的什么会，就给这女孩的爹说：“三叔，大队叫一个人去开会，不知干啥的，我不得闲，你听听去。”

那时生产队冬天贮藏山芋，是放在温室里，他的活就是夜里添些炭，烧温室，睡在温室里看护。白天就没事可做，所以队长也不问开的什么会，就让他去了。

原来大队召开的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连他自己本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当了生产队积极分子代表。大队会议过后，公社向大队要一名先进人物代表参加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在当时参加大队会议的十来个人中，一是因为他年岁大，是血贫农，“苦大仇深”，苗正人老心红，比其他人更有含金量；二是因为他近房侄媳妇是大队付书记和大队妇女主任，他近房侄女婿在公社是武装干事，正在大队蹲点，靠他们俩关系的推举；三是你别看他一辈子种地，两条脚插在壕沟里，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大老粗，可他会拍马逢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这三个原因，他就轻松地当了大队唯一名额的代表。

到了公社，两天会议过后，市里又要求公社派代表参加“市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可能是以上三个原因，或者是他家吉星高照，时来运转，他又竟然参加了“徐州市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一去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听讲话，四处观光，别人介绍先进经验，他跟着听，不要钱的好饭好菜没少吃。这也可能是他一生最幸福、最光彩的时光。

相声“连升三级”，只是侥幸地升了三级，而他由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再到市里，倒是竟然稀里糊涂地升了四级。在那个任何人间奇迹都可能创造的混乱荒唐年代，像他这样，也许是少见的吧。他的底细，本队人谁不知道？后来他在生产队干活休息、或会间休息，生产队年轻人想耍弄他，也有喊他三叔，也有喊他三老爷的，就说：“你把那时去市里开会内容给俺传达传达。”你想想，他这水平能说些什么，就只说些每天四菜一汤，大馒头尽吃的事。把“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惊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当时最令人眼羡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而且是市级的。简直是“现眼”，而不是“眼羡”。

从市里开会回来，他身价可就如坐直升飞机一样，上天了。随之就留在大队脱产当了大队贫协主席，窖山芋的温室也不看了。你想，那年代都是上边掌权者说了算，在大队几名干部中，至少他家就占了三个席位，他又是当时大红人，给他闺女谋这点小差事，当个赤脚医生，还不是小菜一碟？我再气再恼有什么用，还不是空给自己生气？

经过这件事以后，我的心彻底凉透了，对自己前途不再报任何希望。愁怨无绪时，就吟诵左思的诗句聊以自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此经寸木，荫此千百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随之空发“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的喟叹。

再回到推荐上大学之事。以上说，这“推荐”只是持个“经贫下中农推荐”的假形式，这受到“推荐”后的考试，更是走个过场的假花样。表面看。“推荐”后再要过“面试”和“笔试”两大关，给人印象是，这都是经过认真选拔的高材生，没有丝毫“走后门”和“疏漏”之处。

先说“面试”。如果考生在生产队开过手扶拖拉机，就问：车爬坡为什么要斜着开上去。另外同学就背几段关于教育革命理论的语录。复杂些的是在试前发下内容，经过预习的，答不上的，考官还可以启发。因为只要被推荐，绝无落榜之说。笔试，当然是“开卷”。头天上午去公社拿试卷，要求带回家去做，第二天下午再交到公社。那可能是七三年，我在公社参加教师会议，我队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学生被推荐上了，在会间休息时，他拿着领到的卷子找我。语文卷子是我回家替做的，数学卷子是他找的另外人。这不光他，别的考生亦如此。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那时宣扬的就是“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英雄，若不是“四人帮”倒台，就成教育部长了。学生学习好是走“白专道路”，是“光有书本知识的修正主义的苗子”。大学里教授被批斗说成“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教书的资格，去打扫卫生，管理厕所，接受劳动改造。徐州二中校长陆承勉就因为在我们徐州教育界是有名的学者，在“文革”中被折磨，迫害致死。反正只要你在哪方面越有名气，就说你越反动，必给你定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批斗管制。而造反起家者掌管学校大权。军代表、工宣队和贫宣队管理学校，知识分子靠边站。在这大环境下，还强调什么学习成绩的好坏？还对考试何须把控严格？再说被推荐者自身功夫不硬，严格了怎能过关？还是那句话，只要被推荐了，都有学上，成绩孬好一个样，所谓考试，只是装装样子，走个过场。

以我个人经历，再看看我们农村“老三届”学生的“上学”是怎样熬出来的吧。从一九六一年起，农村学生进城住校读中学，就不再给转为城镇户口和城镇粮食计划了。我是一九六二年考入十初中（现在二十四中）读初中的，当时十三岁。十初中距我家里有三十多里地，途中要翻二道山。冬天背着够吃一个星期的山芋，有二十多斤，一路不知要歇多少次。山芋学校给蒸，家里炒的盐粒子用开水一冲就是菜和汤。到夏天，带用山芋干面做的饼子，天热，不能放时间长，就星期三下午再回家一次。这样星期六放晚学回家，星期天下午赶回去上晚自习，星期三下午放晚学回家，星期四早上赶去上早自习。三十多里地，还要翻二座山，冬天半夜三点多就起床赶路，天气寒冷，一路漆黑，磕磕绊绊，特别走到山洼里，毛骨悚然，毕竟是十来岁的孩子。夏天天热，带的饼一天就馊了，上面长满绿霉点，用手一掰，扯出的粘丝，比大席上的拔丝还长。这样，就用自来水冲一下，用盐开水一泡就吃了。一星期总有四天吃馊馍馍的机会。睡的双人床，二三十个同学挤在一个宿舍里，馍馍馊了，用铁丝一穿，栓在床架子上晾，每人床头一串圆圆的红色饼子，全屋一串串，多像许多面红色小旗子张着笑脸在对我们微笑啊（不知是喜笑还是讥笑）。二三十人挤在一个屋里，臭衣被味，汗腥味，臭鞋味，馊馍馍味混在一起，在门外很远就觉得一股浓烈味直扑鼻孔，回想起来，现在的养猪厂也没有那样的浓烈难闻味。可能是“久居兰室而不知其臭”的原因，同学们并不感觉到什么了，依然每天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想到在校会上校长的讲话和政治课上老师的教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现在是党的温暖阳光照耀我们才能幸福的生活，愉快地学习，这时我们就永远感恩不尽地想到：生活在XXX时代是多么幸福啊！面对着这许多串像对我们微笑着脸庞的小旗子一样的面饼饼们，更是不知道心里是什么味道的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更是永远感恩地默念道：生活在XXX时代是多么幸福啊！

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里，同学们仍都十分认真刻苦勤奋地学习。我心里常常鼓励自己，家里省下一口口吃的供我吃，克勤克俭供我穿的用的，我一定要争口气，上好学！可能在那艰苦条件下求学的每个同学也是这样勉励自己的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十初中晚自习时的嗡嗡日光灯声。晚自习时，大家都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即使咳嗽，也用手捂住嘴，生怕发出响声，更没有一个下位和发出任何声音的，如果互借东西，也是以目示意，相互传递。教室里静得真是掉一根针也能听见，只能听到悬挂在头上的日光灯发出的柔和嗡嗡声。后来我当教师了，常想用这嗡嗡声来教育我的学生，可他们竟一点儿也不相信。我的坚实的学习基础，就是初中时打下的。这就是我们的“十年寒窗苦”。

够了，对于过去说的太多了，“言多必失”的古训还未忘记。况且谈史论政，治国谋略，那是“肉食者谋之”之大事，咱草芥之民“又何间焉?”可是每当我想起过去的切身经历,回忆起那段不正常历史时期发生的一桩桩令人切齿又令人可悲可笑的种种现象，就由不得思绪万千，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切肤之痛，许多事情直涌笔头，把控不住的想一股脑地都写出来，大有将沉积于胸中的块垒一吐为快之感，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的同龄人，也与我们的祖国一样，经历了无数坎坷欺负，艰难困苦，我们的祖国在危难之中的最黑暗之时，一声春雷，打倒了“四人帮”，灿烂的阳光又照我中华大地，祖国复兴了。我们有一段艰难困苦，屈辱辛酸的经历，我们也挺过来，是改革的春风吹来了温暖，给了我们这次入学的机会。我写了许多那段黑暗的历史的种种丑行，更显示出拨乱反正之必须，之重要，之莫明，我叙写自己那段屈辱，辛酸，是为衬托我有幸参加高考后改变了命运的喜悦。“只有经过寒夜的人，才更能体会到红太阳的温暖”，“四人帮”时期常用话，又被我们旧意翻新地使用了。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恶贯满盈，疯狂恶极的“四人帮”作恶过头了，天人共怒，万夫所指，不病而死。谁也不曾想到，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哀乐声还未停息，“十月的春雷”一声巨响，就打倒了“四人帮”。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苍天有眼，中华有救！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新时代”。“文革”是一场灾难，教育是重灾区。总设计师首先从教育科技抓起，在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的时间，英明决定，“恢复高考”！这又是春雷般的喜讯，千万学子，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展身手的时机来了，“十年寒窗苦”的我们，终于“赶”上这盼望多年的机会。

说起参加那次考试的报名经历，更是巧合地硬被“赶”上的，否则，也没有与同学们同窗四载的学习生活了。

那是一九七七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湖里（田野里）的水稻刚割完，家中无事，我就到湖中溜达玩。来到桑园，恰巧遇到了同校任教的齐广亮老师。一九五八年秋冬，大战乔家湖，动用了当时环城人民公社（即后来的徐州郊区的四个公社）的全部劳动，开挖了一条河，取名“三八河”，为了学习江南栽桑养蚕，就在河堰上栽满了桑树，村民们称作桑园。这时桑树已落叶，齐老师家喂羊和兔子，正在拾桑叶。我们俩关系很好，上初中时在同一学校，他虽比我高一年级，但上学和回家基本上一起走。初中毕业，他在四中读高中，我在二中读高中，虽不一校，也一起走到徐州再分手。“文革”回乡几年之后，又在土山寺小学任课。我们闲谈了一会儿，他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大声说：“家民，我忘说一件大事。”“什么事？”我愕然。他说“咱们天天在学校，外面什么事咱都不知道。听说今年考大学人人都可以参加，像咱们这样的‘老三届’也可以参加报名。”“我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插着说。他接着说：“咱村不是老三届的毕业生早有很多人报过名了，人家知道的消息早，早就开始偷偷地复习了。我才知道，听说报名只剩天把时间了，要想报，快抓紧，再晚天把就报不上了。”我说：“报！给这个机会哪想到，就是考不上，也甘心。”我接着说：“今天星期天公社不上班，明天你就去，也给我捎上报个名。”他说：“行，你准备一张一寸的照片，今晚送我家。”

回到家，到处翻腾找照片，没找到单人一寸照，到徐州去照相来不及，没办法，找到一张二寸的三人照，是送我村的一位伙计参军时的合影，就用剪刀剪下了我的部分，吃过午饭就给了齐老师。

第二天上午上完课，齐老师就去公社了。下午告诉我，是最后一天报名了，滕老师抱怨说：“你们俩怎么到现在才来报名，我就知道你们是一定要参加考试的，等了好几天，今天再不来，就没有事了。”还告诉我，滕老师说：“咱公社有希望的不多，我知道你们俩的底子，这回很有希望。”

在那个时候，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歌颂这，表演个那，什么赛诗会，朗诵会，文艺演出赛等。我好写些诗歌和歌功颂德的文章，排演带领校宣传队演出，参加过赛诗会。滕老师当时是公社的教卫组长，对我的印象深。齐老师也是全公社任课教师中少有的优秀“老高中生。”。

真是命悬一线，好险啊！现在想，若不是意外的遇到了齐老师，晚一天连名也报不上了，“自古无场外的举人”，不报名，怎么参加考试，怎么能有今天？

但当时并没有这么大的惊险感，没把这次报名名看作多大的事情。一则是因为，这些年来，永远的碰壁，看惯了好事永远轮不到自己，自认命中注定如此，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自叹“天生我材管啥用？我本命薄人下人”。因此没对这次考试抱有多大热情。第二是因为，“文革”十多年来，上学的书籍连摸也没摸过，所学的那些东西，早不知丢哪去了。“三年的秀才如白丁”，对这次考试也没有信心。所以报名后的几天，仍无动于衷，未做复习。

几天后，齐老师到公社拿回准考证，说：“七天后就考试。这一次是初考，是徐州地区选拔赛，如果这次过关了，再参加下次统考。这次只考语文，数学，政治三科。”我们俩当时约好，从今天晚上开始，每晚上到他家复习。

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新、老三届学生再加上复课后毕业的学生，都得以参加考试，谁不想碰碰运气？所以报名人很多，要分选拔和决赛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徐州市出的试卷，是地区选拔赛，第二次是省出卷，参加全省统一考试。

回到家找书，幸亏媳妇没把它当废纸卖或生炉子，只是放在门槛上的石洞里。灰尘沾了多厚，破烂不堪，晚上就端着电石灯上齐老师家去了。

我们村当时还未安上电灯，照明依然是煤油灯。我岳母是徐州电解化工厂工人，她从厂里拿些电石，焊个电石灯送来。这电石放在水中产生的乙炔，点燃后很亮。冬天天黑得早，七点左右到他家，复习到十一点左右，时间也不算短了。电石灯有臭味，点燃的火苗有时冒黑烟，一晚下来，鼻洼，眼皮都是的黑灰，吐痰也是黑色的。齐老师学习很好，在十初中上学时，校黑板公布年级考试前五名，总少不了他。“文革”时他读高二，我读高一，有不懂的就问他，特别在数学方面。

复习时间虽短，但是我做了合理的复习计划。政治可能牵扯时政较多，我们有机会在校看些报刊杂志，对于文字发挥题，只要抓住观点正确，至于文字的编写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我几乎没做复习。语文是我喜爱的学科，在校成绩也很好，作文靠临场发挥，因此我只阅读了关于作品分析的几篇文章。古文译注是用了一定的时间。其余百分之八、九十时间都放在了数学的复习上，因为长期没沾手，早遗忘了许多，一旦复习，仍记忆如昨。

初中三年，我学习扎实，成绩优秀，曾任徐州一中书记兼校长的张广勤老师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和语文任课教师，因为我学习好一些，又爱耍小聪明，他很喜欢我。我从小就喜爱文学，读了许多课外书籍，初中三年，我一直是班级语文课代表和学校业余图书管理员，这又促使了我对语文学科的偏爱，并有机会借阅大量书籍。文学作品中，我更喜爱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初中时就读完了，经典古文，古诗词也看了不少，虽然不甚懂，但越似懂非懂，越产生那种雾中观花之朦胧的美感，极力展开想象，尽情品味，越觉意味无穷。特别唐宋词，看似简单的几句白描，而创造出那种只可意会而难于言表的丰富意境，更让我陶醉其中。

我应该感谢那段初中时光，我从中吸取了文学营养，培养了我丰富的想象力和思想情感。那时候虽然没听说什么“教改”，但张老师语文教学很具特色，跟他学习三年，受益匪浅。张老师上课注重启发和诱导学生思考作答。例如文章阅读赏析，古文语句的翻译，每逢这时，我自为这是一次表现的机会，就得意洋洋地举手抢答。这当然又促使我上课精力集中，多动脑。在作文教学上，他重视对学生作品的评讲。每隔一周写一篇作文，下周作文课用两堂课时间评讲上周学生的作品。每逢这两堂课，是我最喜悦的时候，因为每次讲评总少不了我的作品，那兴奋，自豪的甜蜜感，无法用语言表达。所以又盼望下次写作课。老师把写作题目布置好，我就全精力投入，怀揣着激情，洋洋洒洒，并且心中一直在想，下堂作文讲评课，非我此篇而莫属。

初中时，我数学也不赖。小黑板上的方程题老师刚读完，几何证明题刚画好图形，我就迫不及待地举手去做，回位后听到老师的夸奖声，感觉到出尽风头之喜悦。初二、初三时，数学是沈业栋老师教的，虽是女老师，可非常严厉，然而对我，很是喜爱。初中毕业考试考数学时，为了争抢乒乓球案子，卷子做完连检查也没有，就急忙争着交卷，结果考了九十六分，全年级第一。

吹多了，就炸了，言归正传。紧张的七个晚上的复习很快结束了，考试时，我的考场在四中。可能是初考的原因，数学题难度不大，多偏于初中知识，这对于初中基础好，而高一未上完的我来说，捡了个大便宜，没觉多困难就做完了。语文基础知识、阅读分析、古文译注做的很顺手。其中，我更认为作文写得精彩，为录取帮了大忙。

那次是给材料作文。一篇小短文，内容大意是：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里，有毛主席少年时自勉学习的一副对联“身居茅草屋，心忧天下事”，以此自律，并且胸怀大志，勤奋学习。接着又列举了“四人帮”宣扬“知识无用”论，破坏教育的言行。

考试时间紧张不容细想，我用短时间定下了全文的写作基调。此文以对比衬托，夹叙夹议笔法，全文应以自己的激烈的情感变化结构贯穿全文，作为全文的主线。草稿未写，思绪如开闸泄洪滔滔奔流，洋洋洒洒一路写去。我这时灵感忽至，不知怎的想起了初中曾学一篇课文“在五州的暴雨中”的开头，以那语气，劈首写道：“焦躁、愤怒，喉咙像吞了一团火，头像戴了一层箍，满腔怒火压得胸口喘不过气来。当我读到……的时候”，接着以叙事，议论的笔法写毛主席少年如何雄心大志、胸怀天下、立志苦读；“四人帮”如何诋毁文化、践踏知识、破坏教育、摧残人才，在“文革”中所作所为之事实，两相对比。这同时随着叙事、议论而不忘表现出自己跌宕起伏的思想情感。颂伟人激情四溢，斥“四人帮”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怜遭遇，悲痛凄婉，嬉笑怒骂，尽情酣畅。总之，个人的思想感情始终统挟全文。什么“莹慧慑天下”、“旷世之伟才”、“欲腾空于地平线之物的红太阳”、“即曜目于寰宇之时的大救星”。批“四人帮”语言之凶狠恶毒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反正那时就时兴“二分法”：不是“好极了”就是“坏透了”。语言么，颂伟人那是搜肠刮肚欲寻人间最美的赞誉之词，骂对方骂什么都不解恨，全不顾“五讲四美”之忌讳，也不讲“文明古国”“诗礼之邦”的训诫。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要文质彬彬，不要良恭谦让。

第一次考试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这一下就淘汰了一大批，我被录取了，这是我预料中的事。很遗憾，齐老师落榜了，他悟恨自己写作文跑题了，未批判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对“四人邦”“教育革命”中的某些做法似有肯定颂扬之嫌。这怎么能行？“人随王法草随风”，政治方向变了，你怎么能逆潮而动？况且“四人邦”在“文革”中出的洋相本来就是荒谬的，当然应该否定。文章主题有个“思想性强”的要求，思想性不强，当然得分不高了。

这次被录取使我信心陡增，像打了强心剂一样。“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而今正是要一试锋芒的时候了！孤注一掷，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好！刀出鞘，剑离弦，发出去了，不中的，亦是无悔！

录取通知书附带说明，四天以后就举行考试了。也就是只有四天的复习时间了，上次考试只不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回可要玩真格的了。于是我向王校长请假：“上次是有枣无枣打一杆，打巧了。这次我想请四天假，正式在家复习。”王校长当即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接着我到徐州照相馆照了加快照，到公社教卫组填写考试志愿表。这次报考志愿分文理科，我自知文科是长项，自然就报了文科。文科考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五门学科。这次不再与齐老师一起复习了，就独自一人闭门谢客，紧张有序地复习。我这次的复习重点和时间安排仍如上次。文，史，地，政多为文字表述内容，主要靠平时积累，且弹性大，考试时凭印象和临场发挥，不会也能诌个七八成，所以仍然把复习重点放在数学上。这里说一下，我家堂屋明间两侧墙壁上曾贴有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平时没有事就看着玩，没想到给这次考试帮了个大忙。

白天一整天，晚上复习到十一二点，妻子怕扰我，把孩子带一边玩，晚上让孩子睡了，就陪伴我在灯下做针线活。对语文和数学的复习更细致深入了，语文呢重点是古文。数学从头至尾把几册书看了一遍，找重点章节的典型题做了许多。还向别人借了高二高三数学书，稀里糊涂的看了些，也没什么头绪。

在这短暂的四天复习中，发生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那时候，不仅缺吃少穿，连烧火也困难。冬天谁家若有个烧炭饼的炉子做饭取暖，那在村里就可算做小康户了。大湖车站停放着大黄山煤矿拉煤的火车皮，车厢里有未卸净的煤屑，附近老百姓为解决燃煤之急，就在夜间去扫煤。我村离大湖车站大约有四里路，也有许多人去。

那是复习的第二天晚上，我正坐在被窝里看书，与我同校任教的乔为民夜晚来访了。他是想叫我跟他一起到大湖车站去扫煤去。面对这么紧张和重要的复习，我满心不想去，妻子也极力反对。可我这个人好说话，一般不局人面子，看他这么大冷天晚上到我家的诚恳样子，我下决心说：“去”。我当时心想，扫煤是小利，可这是实实在在能做到的事，只要去，就能扫一口袋煤；考大学是大事，是大功，能考上与否，没有十分把握，再说复习也不在乎这一晚上，权衡之下，于是“舍远之无期之大功，而取近之有望之小利”，毅然穿好衣服，跳下床，找个口袋，跟他扫煤去了。然而的是，未忘带上正在看阅的教书。

来到车站，拉装煤的火车皮还没来，就拿书，一边等火车，一边靠在装有路灯的电线杆子旁看书。漆黑的寒冬深夜，天空寒星点点，四周万籁俱寂，一片旷野之中，在一个昏黄的路灯下，一个衣着单薄（衣服厚了，上下爬火车也就不方便了），腋下挟着扫煤的破扫帚和口袋的贫书生，靠着路灯下的电线杆，迎着凌冽的寒风，一边哈手，一边跺脚的在苦读用功。这是一幅多么凄情伤神的辛酸画面啊！我真的希望有哪一天有位丹青妙手看到我这描绘，能够生动绘画出这生动逼真的场面。在这里我予先为这幅“寒野苦读图”出了一副不工稳的对联，上联曰：寒冬夜，寒风吹，寒酸书生寒夜苦读书；下联曰：为生计，为功名，为度贫寒为登金龙榜。不知怎的，写到此处，忽然想起“朱买臣打柴读书进寒窑”的故事了。

四天倏忽过去。考试那天，天出奇地冷，妻子怕我骑车冻脚，把她的棉鞋让我穿，真可怜，那时连双棉鞋也未混上。鞋小，我穿着局脚，她坚持着说：“穿吧，一路风大，骑车不冻脚，考试坐着不动，也不怕冷。”拗不过她，只好穿上，没想到考试时，整整第一场，从始至终，全身颤抖，牙打的咯咯响，手哆哆嗦嗦，两只脚被鞋局得生疼，丝毫没觉得暖和，反而比平时还冷。这是因为：第一，是把这考试看得太重要了，心情紧张过度；第二，鞋太小，骑车时脚是活动的，倒没怎么觉得多局脚，现在一旦坐下不动，脚又冷，就倍感鞋局脚局的厉害了。可是这丝毫没耽误我做题答卷。一堂课，头不抬，手不停，全神贯注凝聚在题海里。不过，到下午就不再这样子了。以后，我还常与妻子提那鞋局脚的事，她嗔言道：“要不是我的棉鞋，你兴许还考不上来。”

两天考试结束，自我感觉良好，很满意，长舒了一口气,觉得有把握。妻子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没问题，你赶紧套被吧，这回走定了。”新任大队书记周广顺老远见到我，大声问：“家民，考得怎么样？”我大声回答：“会做的都做了，不会的没做一点。”他说：“你这孩子说的什么熊话。”我说：“就是这样。”

周广顺和我住同队，表叔爷们的，我平时就爱给他说个笑话，关系处的很好。他原来是在公社干个什么事，现在是公社新委派来当大队书记的。因为我们平时开玩笑惯了，他还以为我说这话仍是给他开玩笑。其实不是，我说的是真话。我说的意思是：凡是在我学习过的范围内的，我应该会做的，我都做出来了。那些不在我学习范围内的，当然不会做，也就没做一点。

我这里主要是指数学试卷而言。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发了“五·一六通知”文件，这标志“文革”的开始，从这文件所发之日，全国大中专学校开始停课，我那时正读高一，离放暑假还有一个半月，所以说，我高一年级都没上到头。这次试卷比上次难多了，卷子里出现的什么焦点、焦距、三角函数、复数、虚数等题目，这些都是没学过的课程内容，我怎么做出来的？所以数学卷发下后，这些没学过的题目，我连读都未读地放弃了，为的是别再在这里枉花费时间。而在所学范围内的题目，我觉得差不多都做出来了。

另外，史、地、政和语文卷中，属于知识的部分，我答得也很满意，即使有没学过和没复习到的部分，凭着灵感连扯瞎诌地能做对七、八成。这里还谈谈作文，上次作文成功于“情”字上，主要是感情充沛，始终以“情”贯穿全文。这篇作文，我以为主要成功于精巧地结构布局上。

作文题目是“苦战”。因为当时曾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了卓著功勋的叶帅有一首诗出现在报刊上。最后两句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当时想，写什么呢？别的不熟悉，我生活在农村，就以我熟悉的农村搞水利为题材来反映这“苦战”吧。并且这题材有可以虚构的空间。

文章首句写到：“朋友，当你从徐州准备东行十二里去土山寺村的时候……”，接着写他当走到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什么样的情景，如绿柳垂堤，碧波荡漾啦，稻花飘香等胡扯一番，接着说，“你可能会对眼前的美景感到疑惑，或错认为自己走错了路……”，然后让他回忆昔日此地的荒凉景象等。因为从土山寺村西直到现在的庆丰路，以前有几百亩沼泽低洼地，坑坑洼洼存满了水，长满芦苇、蒲草、杂草，七五年动用了全公社劳力奋战，冬春二季才完工，改荒滩为良田种上庄稼，还挖成了十来个大鱼塘等。我就是以这为题材，反映人民艰苦奋战，改造自然的“苦战”精神的。文章开头假设一人看到眼前美景而引起对往昔荒凉景象的回忆，接着介绍这变化经过，以我生产队为典型，其中写了一个干活不要命的二杆子式的典型人物，依“水浒”一百零八将每人皆有绰号形式给他取名曰“犟死牛”等等，反复描绘他不怕苦，不怕累，冒险干别人不愿干的事情等，以突出“苦战”之主题。

最后文章结尾段写道：朋友，顺着眼前美景继续前往，一座高大的水闸赫然矗立你眼前，上方有一排用铁板制的巨幅标语，醒目写道：“凭艰苦愚公改山河，靠奋战人民建家园”。这样文末点题：艰苦奋战——“苦战”。

好了，信马由缰，想哪扯哪，洋洋洒洒，真如老太婆裹脚布——又臭又长。可是，在这“满纸荒唐言”中，又隐含着多少“一把辛酸泪”啊！这“其中味”恐怕只有切身感受的本人可深深理解了。以上我写的那许许多多，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真人真事，毫无虚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之现实。

当陈莉同学打电话说同学聚会和约稿之事，我想：与恩师和同学们朝夕相处了四年，回忆过去，有叙不完的师长恩，道不完的同窗情。可我又想到，如果同学们都千篇一律写这些内容，未免狭窄，单一。我想，我们能够师生相逢、同学相聚四年，最应该感谢的是恢复高考，我们是这次恢复高考的幸运儿，我们应该为此大书特书。

我在文章中用了揶揄的笔法，回忆了“文革”简历，描写了在“文革”中许多可憎又可笑的现象，特别是“四人帮”打着革命的旗号破坏教育的罪行，这一桩桩，一幕幕，我们每个师生也都可能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过。这些荒谬之举，滔天罪行，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带来了多么大的破坏啊，给中国人民带来多么沉重的灾难啊！这之中，我又用了较多的笔墨写了在那个荒谬时代的“推荐”上大学的黑暗真相。以上的描写，揭露、抨击都意在为反衬结束“文革”，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必要，意义之伟大；突出“恢复高考”的英明之举和给我们带来的喜悦。我同时也写了许多亲身经历的辛酸往事，“我”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老三届”同学的缩影，特别是出身贫苦农村的“老三届”同学的一个缩影。我写了参加这次高考的报名、复习、考试我的前前后后的经历，其目的也是通过我的经历来重现那段第一次恢复高考的历史及考生们的表现。牢记过去的痛苦，才能更珍惜今天的幸福。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前半生的苦难历史，也像是我们共和国前三十年一个时代的苦难史。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文题为“赶考”，此文都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其中写了上学期间学习和考试情况，貌似在自我吹嘘，其实不然，我是意在表示，是恢复高考给我这个意外机遇，我碰巧“拾”来了个大学生，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惊喜。我们七七级的“老三届”同学也可能都有这种经历感觉吧。

这是第一次恢复高考，是考生过了录取分数线后，再选择入学学校和专业。在填写入学志愿表时，公社教卫组长滕老师是当时公社招考负责人，问我；“家民，报哪个学校？”我当时想：这次有可能和“推荐”上大学一样，领导要给考生填写评语鉴定，若不遵照他的意图，别给小鞋穿，这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另外，当时能意外考上，就是天大之喜了，就万分满足了，至于奢望上什么好学校，一是没想过，二是认为人心过高，别好的选不上，孬的也不要了，可就惨了。我曾经给家属说过；“半辈子考个大学，别说上大学，哪怕给转个城市户口和计划，叫我上街拾大粪都愿意”。因此面对滕老师所问，我就随口说道：“滕老师，你给我参考一下，我听你的意见。”他说：“还报老本行，当教师，报徐州师范学院，回来教咱们的孩子。”我不假思索地说：“行！”就这样，有幸地与师生相聚了。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往昔的一切仍历历在目。师生相聚，有欢声笑语，也有唏嘘叹惋，往昔记忆中英俊的师兄，漂亮的师妹，如今已两鬓如霜，满脸皱纹了；往昔满腹经纶，慈祥抖擞的恩师们已经垂老了；更悲怆的是部分同学和恩师们已经与我们永别了，正是这无情的时光，“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至此，只有哽咽、无言......

七七级万岁！

在此以浓重真情-----------

祝，辛勤栽培我们的恩师，关爱我们的校领导，校员工们，健康、长寿！

祝，同窗四年，友情深厚的师兄、师妹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祝，供养我们四年学习和生活的母校，事业蒸腾，前程辉煌！

并向，热心组织这次聚会而作出了辛勤奉献的师兄、师妹们表示谢意。

二0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草于敝庐

陈家民，男，江苏徐州人，原中文77级2班学生，徐州市第30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