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凯:实践型的教育家——追思吴奔星先生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 2018-04-07  浏览次数: 27

甲午春节期间,我曾在微信中转发了朋友发来的一首诗《别》的音频版,这是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丫、刘芳菲朗诵的,听来感人肺腑。微友们纷纷点赞或评论,甚至还说出了名师必出高徒这样的赞语。由此我也再次想起了大学本科求学的情形,尤其是想起了这首诗的作者吴奔星先生为我们上课时的情形。那是1978年初,我国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我作为首批通过考试进入高校(徐州师范学院,现更名为江苏师范大学)的“77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无疑是很强烈的。而那时的高校教师也格外抖擞精神,冬去春来的喜悦挂在脸上,从事教学特别认真。吴老师那时是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唯一的资深教授,因年事已高,为我们讲课并不多,但每一次讲课都会给听者带来深切的感动和丰富的启示。他声音格外洪亮、清晰,情理交融,幽默生动,尽管带有湖南口音,却能字字听得明白。而有的教师却方音极重,让人如听外语,仿佛进了浓雾之中。我当时最喜欢听吴老师上课,常会兴奋不已,他高声朗诵,我也会情不自禁地轻声跟进;他那丰富的表情和挥动的手势,也仿佛具有某种魔力,强化着他的表达效果。我想,作为高校教师能把课讲到如此精彩程度的,其实并不多见。

在我看来,吴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确实达到了很高水平,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与学生互动中的言传身教都是如此,堪称是一位成功的“实践型教育家”。他也有关于课程教学方面的教育学专著《语文教学新论》,他的等身著作可以说大都与教书育人息息相关,且多是教书育人过程中的产品。在这里,教学与科研达成了高度的统一。比如常被文学史家特别是茅盾研究家提起的《茅盾小说讲话》(上海泥土社1954年版),被公认是建国后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茅盾研究专著,也是建国后17年茅盾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后来在新时期初期即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其实,这也是一本教材型的著作,对青年学生尤其具有参考价值,迄今也常被本专业研究生视为重要的参考书,在相关论文中加以引用。就职业而论,吴先生一生从事的并非是“专业诗人或作家”,而主要是教师。正是为了教书育人而著书立说,为了给青年学子提供精神食粮,促使吴先生撰写或编著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有《语文教学新论》、《阅读与写作的基本问题》、《文学作品研究》、《鲁迅旧诗新探》、《文学风格流派论》、《中国现代诗人论》、《诗美鉴赏学》、《虚实美学新探》等专著,也有诗话、诗选及辞典等方面的著作。事实上,这些著作都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全国乃至更大范围传播了现代“新国学”意义上的学术文化,哺育了无数的青年学子。

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政治动乱,建国后的教育事业出现了种种无序状况,高等教育发展尤其缓慢,甚至出现了严重倒退。吴奔星先生也深受其害,直至晚年才有了指导研究生的机会。他仅仅招过两届研究生,共五名硕士研究生。他们是:徐瑞岳、孙晨、宋建华、李程骅、张鹰。这五位被人称之为“吴门弟子”的学生,个个身手了得,都已经在学术研究及实际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即使是其中唯一的“女弟子”张鹰,也颇有“文小姐”和“武将军”合体合美之姿,在重要的岗位上做出了非常突出的业绩。她现就职于解放军出版社,任文艺图书编辑部主任。曾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戏剧艺术》、《戏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著有学术专著《反思中国当代军事小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另出版译著《诺桑爵修道院》、《梦影流年》、《易位》等百余万字,传记小说《五月端阳红》。可贵的是,不仅自己在学术研究、创作及翻译方面有重要的收获,而且乐于“为他人做嫁衣”:她擅长策划、编辑报告文学、长篇小说,曾一再被评选为解放军出版社优秀编辑。近年来编辑的《三十七孔窑洞与红色中国》、《银海观涛》获第十一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一等奖,《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获“首届中国政府奖”的音像图书奖,参与编辑的《惊天动地战汶川》、《万众一心建家园》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抗震救灾特别奖和全军抗震救灾优秀文艺作品奖等。吴门“女生”如此,那四位“男生”的业绩无疑也是相当突出的。由此可见“吴门弟子”都深受吴先生的影响,薪火相传,将学术文化血脉延续了下来。恰如其年龄最小的研究生李程骅所说的那样:“名家教诲浸润身”,“来世仍祈入吴门”。

其实,祈望进到吴门里面请教学业问题且实际已经进入过的学子很多很多,并不限于五位研究生。吴老师一生辗转多地从事教育工作,仅在徐州一地就有20余年。在吴心海先生编辑的《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一书中,吴老师更多的本科学生也深情回忆起往日领受的教益。如他的学生邓星雨也是77级学生的授课老师(那时是教研室几位老师轮番授课,分工明确,各自都多讲自己最熟悉、最有研究的内容)之一,我从邓老师的授课就能感受到那和吴先生一样的激情。邓老师高度认同吴先生“诗学是情学”等学术观点,在教学科研领域也一直追随吴先生,甚至对吴先生旧体诗也喜爱有加。他认为吴先生超迈人生坎坷的通达、豁达体现了大师的风范。而吴先生的“华盖罩头人易老,斜阳劝我笑呵呵”等诗句,和其名诗《别》一样“必为传世绝唱”。像邓老师这样的本科生,吴先生究竟教过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由此吴先生自然是能够享有“桃李满天下”的美誉的。而在这样“群众化”的群生之中,辗转走向西部的我就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除了听过吴先生讲课,我还幸运地受过吴先生的耳提面命式的教导。那是因为要做毕业论文了,我的指导教师便是吴先生。吴先生要求确实很严格。第一次谈话就要求我尽快提交论文提纲和相关笔记及资料卡片。待准备一段时间后,便让班干部通知我到他家中细谈相关问题,我首先按要求递交了提纲及相关笔记等,他翻阅后便仔细指点如何调整选题,如何使用材料,如何用精炼的语言阐述问题,并规定了论文初稿提交的时间。关于这样幸运地被“面授机宜”的经历,我曾在《民族魂与中国人》一书的后记里写道:“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交的毕业论文便是谈鲁迅《野草》的。记得当年吴奔星先生在我的论文初稿上,打了一些‘耳朵’(?)。他诙谐地嘱我将有‘耳朵’的地方再好好思考一番,修改一下。他那微眯着笑、和善可亲的眼神,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再后来,我还在《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段经历。但我的简单回忆中都忽略了我当时的紧张和焦虑。本来搞鲁迅研究在当时就具有挑战意味,何况还是最难啃的《野草》!我隐隐感到了吴先生的担忧,更感受到他的鼓励和督勉。我的毕业论文最终定名为《试论鲁迅国民性思想和“化丑为美”的艺术特色》,字数也在万字左右,不仅赖此拿到了学士学位,也为后来走上学术道路埋下了伏笔。当我毕业后仍然带着这篇再度加工的论文参加了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的学术会议时,吴先生已经回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且被选为学会的副会长。那次会议是在南师图书馆召开的,会议室的红地毯和严肃活泼的学术氛围感染了我,吴先生等老一代学者的讲话启发了我,让我更加坚定了从事学术追求的决心。接下来,当这次学术会议论文集寄到我手中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古都西安开始攻读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了。

往事并非如烟,师尊永在心间;乐于走在边缘,饮水尤须思源。吴先生的言传身教对我的教学科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实践型教育家。我也相信,如果能够认真发掘、整理相关文献,包括他对学科专业的建设与思考及其贡献等资料,参照相关教育研究的规范,定然可以写出更为坚实的相关论文,或者编出更能体现其教育实践及思想的论著。

(2017年9月10日补记:今天是我国第33个教师节,脑海中便浮现出了可敬可爱的老师们的身影,要一一记述他们的想法很早就有,但却总是难以静下心来撰述,很是惭愧。这次同学们要征文纪念一下入学40周年,便想起数年前即2014年春写的一篇纪念吴奔星老师的短文,遂找出奉上,既可交作业,又能再把吴老当成我们老师的一个代表思念一下。而同学之间的那些纷纭缭绕、喜怒哀乐的故事自然会有人念念不忘,我要写也是退休以后的事了。)


作者简介:李继凯,男,江苏宿迁人,原中文77级2班学生,陕西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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