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涅槃重生

吴奔星先生是我与爱人大学时代现代文学课先后导师。

徐州师范学院筹建时，吴先生因右派问题从南师院调来徐师。历史常会铸成冤错，误会却能成就一番盛业，进校后我们发现，各科几乎都有带着一些“历史问题”但知识渊博、功力非凡的教授担纲授课。四年大学期间耳提面命，使我们获益匪浅，也算幸事。

吴先生湖南安化人，操一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与他激情洋溢的讲课风格一样，成为他的不二特色。激情源自诗人的气质，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便是一位蜚声文坛的青年诗人，著作颇丰。后来他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要说激情，其实是有收敛的，那时的现代文学史也以阶级斗争为纲，头上戴着无形帽，学术上难于“百家争鸣”，特别是涉及政治背景的时候。有时听课，我凭直觉就能听出他不言中隐去的真实或留下的空白。尽管他戴帽后始终不再个性张扬，尽量不做“现代评论派”，但经常教导学生在学术上要尊重史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等等。我爱人曾忆起一件事：临毕业那年，她有一次在走廊上遇见吴先生，先生高兴地说：“这次现代文学毕业考，你得了高分。”接着又补充道：“很有自己的见解……”他就是这样主张并看重创见的。

那一阵的精神压抑，可从他平时近乎落拓不羁的穿着上反衬一二，走在路上他与徐州普通市民无异，压根儿看不出是一位有过经历、喝过墨水的教授。转机恰恰也从他的穿着显现：忽然有一天在上我爱人班级课时一反常态，一身西装革履，还梳理了头发，满面春风走进教室，开口第一句话便说：“同学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右派分子帽子摘掉了！”大家惊喜之余，报以热烈掌声。那时候，知识分子的政治新生，是比自己生命看得更重的，学生们社会阅历虽浅，但这种心情都能理解。从此，吴先生上讲台精神更饱满、讲课更卖力。当时，全国大学的现代文学史不统一也无现成教材，吴先生便自编讲义随教随发。正值困难时期，印在粗糙的黄纸上，一学期装订一厚本，他花费的心血可见一斑。压抑不自弃、新生更奋进，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对学生自然会有潜移默化影响。十年“文革”动乱，为挽回宝贵的教育青春，后期我也认真做了点功课，弥补了些许缺憾，欣慰之余，细想其中恐也得益于先生的身教。

吴先生晚年曾执意想调回南师大。在哪儿倒下便从那里站起来，这也许是吴先生那样一代知识分子的志气和夙愿吧，母校最终没能挽留住。不过从此也方便了我利用到省城公务活动之机顺道拜访吴先生。尽管当初我们学的现代文学史已不足为据，随时代发展、思想解放有必要重新认识，先生年事渐高也无力再参与其事，但文史的价值观、正确的历史观都是他那时帮我们确立的，可谓终身受用。虽不常见面，几十年来他的笔耕成果我是常能分享的。有一次我对先生说，最近又在某报上拜读了您的一篇文学杂论，他记不起了，说道：“我呀，这叫羊拉屎，‘肘’（走）一‘漏’（路）拉一‘漏’（路）啊！” 想不到80多岁的耄耋长者还持这种高雅、悠闲的写作心态！不能小看导师的这番幽默，却整整影响了我的后半生，不仅坚定了我把工作当学问来做的信念，还促使我养成了随思随想、随感随笔习惯，留下了一些心路足迹。细想起来，这都是与吴先生教诲分不开的。

先生于04年4月20日仙逝，享年92岁。我们当时都因故未能去送行，引为憾事。

二、玉壶冰心

王进珊先生是我们大学时的古典文学导师。

没风闻他有什么历史问题，但50左右年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难抹去历史阴影，在成分、经历讳莫如深的年代，学生们只是不便打听而已。不过也有零星传闻，说王先生原在上海某大学教书，业余喜写作，是个鸳鸯蝴蝶派等等……但传言归传言，谁也没见过王先生写的言情小说。

他与吴先生绝然不同，始终留给学生一个海派印象。他是我踏进徐师校门见到的少数与众不同的教授：穿着十分考究，戴着金丝眼镜，留一小撮胡须，稀疏的头发终年梳得整齐妥帖，一眼就能看出他的教授身份。在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及经济生活极度困乏时期，这有点不同寻常，我不知道王先生这种作派是出于生活理念还是政治信念。他的课也与吴先生富有激情的文学评论迥然不同。现代文学贴近时代，比较新鲜，有的还“人证物证”俱在，故教学大都可直接从研究作品和评论作家入手，而古典文学不是史料零星散逸，就是浩繁芜杂、真伪难辨。大概因是这个缘故，课上王先生往往偏重义理考据，经常通过引述和剖析文学史实，最终得出可信的结论。我是急性子，常常对繁琐的考据过程缺乏耐心，只关心并记住现成结论，每次考试成绩当然不错，但王先生常说我学风不够踏实，是在耍“小聪明”。我一直以“当中学教师已足够应付”来原谅自己，但后来发现恰恰是这种浮躁的学习心态，影响了我日后的功力发挥，我是在实践中才慢慢省悟并逐步纠正的。

离校后，与王先生的联系相对较少。除了路途偏远及我的工作繁重以及业余兴趣偏重文学写作之外，当然也与不重视古典文学，不愿化大量时间精力去做考据工作有关，但对王先生的学问和功底我是一向钦佩的。记得1984年5月下旬，我正好赴徐州参加一次省研讨活动，便去母校看望几位老师，但王先生外出未遇。岂料第二天他赶来还访，又未能谋面，便在宾馆留下一信。老先生这种注重礼节、谦恭待人的品格，真羞煞我这个后生！信上除表达“辱承枉顾”之歉外，还附亲绘之壶菊小品国画一帧，上提“洛阳亲友如相问，凭君传语报平安”句，巧借王昌龄名句和国画壶菊，诗画相映，报信平安之余，表达了老先生对江南学子的深深眷念之情。随信还附了一份临时裁下的11页书稿，总文字量在17000字以上，题目是《谈寒山话拾得》，为刚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的专论。文末有手笔附言：“以下还有‘存疑待考’一节，资料不足未发表，此乃一未完之稿也。”保留了他一贯的严谨治学精神。先生完全把我当成了一个做学问的弟子探讨起学术来，于是我带着惶恐心情，化几个晚上细细研读了全文。先生通过对两位诗人不同身世、经历及交往的繁琐考证，对后世评价的是非得失、编集及作品真伪等作了认真辨析，从浙江国清寺到苏州寒山寺及张继名诗《枫桥夜泊》的来龙去脉及种种关联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对两位诗人大量诗作的精辟分析，从而论证了寒山和拾得两位诗人奠定的在“唐代带哲理性的通俗诗歌的艺术地位”。没有经年时间，不遨游书海，断不能成就此役，这功夫和精神实在了得，令我汗颜！这哪是探讨，先生分明是用自身行动继续在教诲我们要“沉住气”“安下心”做点学问。

我明白，在浮躁心态日盛、急功近利风气弥漫之当今，这忠告尤其显得重要。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先生也已作古多年，但先生的书信、国画及专论我珍藏至今，他的立身立言时刻勉励着自己，始终不敢懈怠。

唯此谨作纪念！

   2017.10

  （作者系我校1963级中文系校友，曾任无锡市教委副主任、市民进副主委、省政府督学等职。为无锡市文联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