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奔八的“70 后”，1960年考进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在美丽的云龙山东麓的大学校园内勤奋苦读了整整四年，于1964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工作，至今已经远远跨过了半个世纪。

我的求学时代，就读过幼儿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共6所学校，我深深感谢这6所母校，哺育了我成长，使我从一个牙牙学语的懵懂稚童，成长为一位合格称职的人民教师。然而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徐州师范学院，徐州师院是我终生难忘的母校。

终生难忘母校的领导。我永远记得，1960年考入徐州师院的第一个寒假，我没有回家而留在学校过年。除夕那晚，学校领导与我们一起吃年夜饭，于从文书记高擎着酒杯走到我的跟前喊道：“小鬼，干杯！”我激动万分，从不饮酒的我仰脖一喝而尽，未及散席，我就醉倒了。此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醉酒，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叫我怎么会忘怀？

终生难忘母校的恩师。我们是徐州师院中文系第二届学生，系里不乏颇负盛名的教授、专家，他们学术造诣极深，授课水平极高，让我们学到了许多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我毕业前夕专门一一拜谢了廖序东先生、吴奔星先生、王进珊先生等恩师，他们都为我亲笔题诗题词。我工作后常常翻看，恩师们的墨宝永远激励着我前进。

终生难忘母校的校风。虽然我记不得当年的徐州师院有没有校训，但艰苦奋斗、勤奋学习向来是母校的光荣传统。我所在的60级3班班风极佳，学习刻苦，在邱鸣皋同学（毕业后留校）的带领下，我们班级被评上江苏省先进集体。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学校举行学生读书活动竞赛，我读的本数最多，还写下了不少读书笔记。有一次，为了读一本《叶尔绍夫兄弟》，我把自己关闭在教学楼三楼的卫生间里读了个通宵，因为学生宿舍9点多钟就熄灯了。

终生难忘母校的教导。我1964年毕业，母校把我分配到上海。离校前夕，中文系领导找我到系党总支办公室个别谈话，语重心长地叮咛我：到上海工作后，必须要求上进，做一名优秀教师，为母校争光。我虽然一辈子只是个“教书匠”，但母校的教导我是一直时时牢记心头。几十年来，我被评上过先进教师，也曾上过电视教育频道，去国外讲过学。我始终不忘我是徐师大的学生，以此引以为光荣，以此引以为自豪。

毕业50多年来，我曾回过母校四次。1984年秋，与1963届校友贺家骅师兄赴北京开会返回上海的途中，到母校拜见过当时担任师院领导的邱鸣皋校友；2006年10月，受母校邀请，我与夫人（师院同班同学）一起，参加徐师大的校庆活动；另外两次是班级校友聚会于江苏师大云龙校区，学校领导徐放鸣书记在百忙中抽暇接见了我们，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们这些校友都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但我们的根是徐州师院（现江苏师大），我们是师大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片老叶，即使落叶也要归根。如果说，母校是一条滔滔不绝的大江，那我们每一个学子都是这江水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甘愿随着奔腾的江水涌入大海。如果说，母校是一座巍峨无比的高山，那我们每一个学子都是这高山上的一棵小草一粒沙石，甘愿当高山的植被让高山常青。我时时念叨着母校，我已相约校友争取后年第五次回母校看看。到2022年母校70 周年校庆时，如果我们这些耄耋老人还走得动的话，我一定回徐州向母校再一次深深鞠躬致谢，母校啊！我终生不忘您的培育之恩。 （2017年10月20日）

（作者系我校1960级中文系校友，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担任机关文化教员，2002年退休于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担任文科大专部主任，兼中共党总支委员。在职时是上海市教育学会会员，退休后参加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