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美记忆 讲好母校故事

1960年8月，我在徐州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28年，先后在数学系、体育系、化学系、党委宣传部等部门任职。其间，我曾对某些有意义的工作片段作过回顾总结，文字已编入我撰写的《苦寒自砺笑度生》——我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书中。可以说每个工作片段都是一个故事。有情节、有过程、有结局、有体会、有感悟。反映着时代背景，铭刻着岁月痕迹。独立成篇，见证着母校优良的校风校貌。値江苏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特撷取几个片段分享给大家，一起回忆母校的那些美好难忘岁月。

*  公平公正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

1975年5月,我时任徐州师范学院数学系党总支副书记。江苏省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委任我为徐州地区邳县招生工作组组长,带领由徐州市高校7人组成的招生工作组赴邳县(邳州市的前身)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这是恢复高考前采取的最后一次以推荐方式选拔大学生。招生组不辞劳苦，深入到该县的33个公社，采用走访、座谈等形式，对生源进行认真、细致地调查了解和摸底工作，为顺利完成推荐选拔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村子女上大学，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能否公平、公正、公开做好推荐选拔工作，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招生工作必须出以公心，坚持按原则办事，不折不扣地、正确执行党的推荐选拔政策，做好招生工作。

农村孩子的出路，上大学是一条重要途径。由于推荐选拔名额有限，对大多数人家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此，广大农民群众眼巴巴地盯住这件事，对推荐选拔工作，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农民群众监督之下进行的，从而保证了推荐选拔的质量。

为在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工作中，能够正确贯彻执行推荐选拔的政策、原则，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规定：“赴各县招生工作组组长，参加该县县委常委会关于决定推荐名单问题的讨论”。由于邳县县委中有些人的错误思想指导，不按推荐选拔政策办事，致使在讨论中对个别学生是否推荐的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争论，博弈异常激烈。这件事，对我触动最大，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难忘。

  关于是否推荐高某某和李某某的问题。

高某某，女，26岁，邳县某公社人，学习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很好，惟一的不足是体重较轻，当时只有33公斤。县委则以该生“身体弱不禁风，并患有精神分裂症”为由，不予推荐。但经招生工作组调查了解后证实：①该生身高1·51米，因身材矮小，体重不可能太重。加之失恋，情绪消沉，多日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致使身体逐渐消瘦，体重减轻；②县委中某些人与高某某的父亲（原任邳县某公社党委书记）工作上有矛盾，企图趁机报复；③高考体检及医生复查，均证明高某某无精神分裂史。为慎重起见，招生组在医生的参与下，特地对高某某进行了面试，确认无任何精神障碍。比如，面试老师问其一煤球平面的表面积如何计算？她在回答中，正确注意到应该将其中一些空洞面积扣除，便足以证明其思路敏捷，逻辑清楚。针对该生情况，经招生组讨论，一致决定对高某某予以推荐。我在县委常委会讨论时表达了招生组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对每个被推荐的学生负责，不要人为地制造障碍，高某某符合推荐条件应予推荐”。然而县委竟有人威胁说：“你若敢负责，就把她带走，出了问题与县委无关”。我当即电告学校，如实汇报了该生的情况。高某某最后被推荐到徐州师范学院数学系学习。来校后，经做思想工作，该生放下了包袱，稳定了情绪，经过几个月的恢复，体重逐渐增长到了44公斤，学习成绩在班级乃至全系名列前茅，事实证明高某是个好学生。

李某某，女，25岁，系邳县原县委某领导干部之女。高中毕业后，户口安置到了邳县某公社，但本人却长期安排在县城某单位工作。根据推荐规定，“工农兵大学生”应由户口所在地推荐。因某公社只看到户口、从未见过其人，因此拒绝推荐，李某某则由安排工作的县城某单位出具了推荐证明，这明显的违反了推荐原则。经招生组讨论一致决定不予推荐。我在县常委会讨论时，明确地提出了招生组的反对意见。但与会者却纷纷高喊“通过”，会议主持人也强行表决。最终以七票赞成，一票反对，获得通过推荐。回徐后，招生组向地区招办如实汇报了情况，最后徐州地区招办同意赴邳县招生工作组的意见，将推荐李某某上大学的问题，予以了否决。

此事充分表明了这是一个 “法与权”的斗争，“原则与违规”的斗争。我们坚持了原则，主持了公平正义，维护了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工作的严肃性。通过这次在邳县的招生工作，真正认识到招生工作人员正确行使神圣职责的重要性和依法治国，健全法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  白手起家筹建体育系  *

1977年1月，徐州师范学院党委决定，在原体育教研室的基础上，筹建体育系，并决定由我任系党总支书记，陈广忠任系主任，负责具体的筹建工作。这是徐州师范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正确决策。

筹建体育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学校原体育专业办学条件较差，不仅经费不足，师资奇缺，器材很少，资料匮乏，而且没有运动场地，体育课则是到租用云龙山西的市人民体育场去上课。在这样基础上筹建体育系，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另起炉灶，困难不少。应该说，筹建体育系，打的是一场决心之战，勇气之战，毅力之战。稍有懈怠，或抓而不紧，或缺乏恒心和耐心，则很可能前功尽弃，事败垂成，使建系成为一句空话。由此看来，筹建体育系的艰巨和困难，可想而知。1977年1月结束“农业学大寨运动” 回校后，我便立即走马上任，与陈广忠主任一起开始了紧张、艰难的筹建工作。经过几年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八方化圆，多方求助，终于初见成效。廉价租用了徐州钢铁厂几台大型推土挖掘机，花时半个多月，铲平了多年积压在校园里的“大土包”；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拆除了物理系原校办工厂废弃多年的几间破旧平房，排除了修建运动场的障碍；跑断腿感动了领导，争取划拨了一些经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建起了150米的跑道，至此才算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不标准的 “田径场”。

根据学校提出的“体育系要尽快招生的要求”，我们采取了边筹建，边办学的做法，于1977年寒假后招收了40名七六级学生，这是体育系迎来的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学生们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一面坚持学习，一面坚持参加建系义务劳动。如饥似渴，奋发学习的积极性十分可嘉，逐渐形成后来的“体育系精神”。此后又陆续招收了我国恢复高考后的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等多届本科大学生。体育系的办学条件，日渐好转。操场由150米逐步扩大成250米、乃至400米跑道的标准田径场；两个3500至4500平方米木质地板、钢梁网架结构的篮球馆和体操馆，相继建成使用；还在校园里开辟了多个篮、排、网球场和单双杠活动场所；教学经费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不断充实，器材逐年增添，教学资料也越来越丰富，教学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学生勤奋刻苦，忘我求知，成绩优秀特别是七七级和七八级两届学生素质好，不少体育项目在全国体育系邀请赛、全省体育系教学比赛和省大学生运动会上，都取得过骄人的成绩。这两届加之七六级少数优秀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均成为体育系的教学中坚和骨干力量。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回顾体育系筹建以来的发展历程，深感欣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些年的汗水没有白流，骄人的成绩里面，饱含着我与陈广忠主任的辛劳和付出。

正因为有当年体育系筹建过程中的艰苦创业，才为体育系今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可以这样说，没有前几年的努力和付出，就不会有体育系后来长足的发展。

在体育系任职的六年中，工作成效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在一般群众看来，“搞体育的人，总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为了用事实改变群众的这一认识误区，我狠抓了全系师生的经常性教育和严格管理，建立健全、并认真履行了针对系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切实实行了奖惩分明和班、系“讲评”措施，大张旗鼓地弘扬好人好事，理直气壮地批评不良倾向，从而使系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其他系的前面。尤其是敢于管理的负责精神、严格的纪律制度和良好的学习风气，经过实践逐步形成的这个“体育系精神”，屡受称赞，致使体育系在领导和全校师生中，有着一个好的口碑。

 *  参加学生活动 学生受鼓舞自己受教育  *

1983年1月，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高校干部进修班学习结业回校后，便调到化学系任党总支书记。到任后发现这个系学生的课余活动搞得异常活跃，特别是结合专业，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很高。学生开展这些活动，都是由系的团总支具体组织和领导的。团总支书记袁明清，是一位忠厚老实，少言寡语的人，看上去，文质彬彬。但做起工作来，却生龙活虎，雷厉风行，是一个真正的实干家。我作为系的党总支书记，对他的工作，理所当然地给予了全力支持，只要有时间，自己总是主动去参加系团总支组织的各项活动。领导亲自参加活动，不仅使学生受到很大鼓舞，也使自己受到教育。

这个系很早就与徐州市环卫处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记得1983年11月12日下午，徐州师范学院化学系八二级和八三级的30多名男女大学生们，顶住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和陈腐的世俗观念，利用党团活动时间，第六次到市环卫处黄楼队，同掏粪工人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大学生们拉着粪车，背起粪箕，两个多小时清扫、洗刷了鼓楼区内近200个厕所，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着社会上一些轻视劳动、特别是瞧不起掏粪工人的旧思想，旧意识和旧的世俗观念。尽管社会上有少数人，对他（她）们的这种高尚行动不屑一顾，甚至“说三道四”，但却受到了广大市民和掏粪工人的热情赞扬。   我在与学生们一起参加掏粪劳动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他（她）们那种敢于放下大学生架子，丢掉面子，不怕脏，不怕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别人讥笑，自觉改造世界观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劳动结束后，大学生们与全国劳模翟伟良等掏粪工人举行了座谈，大学生们争先恐后倾吐肺腑之言，深感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犹如胜读几年书，真正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表示继续向工人阶级学习，用实际行动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多好的大学生啊，我在掏粪劳动中，不仅与他（她）们一起分享着付出的快乐，同样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这个系自1984年初以来，就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徐某部防化连、防化营结成了“精神文明共建单位”。在经常性地“共建”活动中，做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加强了团结，发展了友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作为系的普通一员，也总是和学生一道，投入到每次的“共建”活动中去，受感染，受熏陶，受教育，同学生一起分享“共建”成果的喜悦。

在“共建”的日子里，防化连和防化营经常派出干部、战士来校，为学生上团课，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整理内务”等，帮助化学系学生开展“文明活动”，使这个系的不少宿舍和班级，连续几年被评为学校“文明宿舍”、“文明班级”。这个系的大学生给防化连、防化营的干部、战士也办起了文化夜校，有计划地为部队的干部、战士们补习高、初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使这个部队在南京军区文化考核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个系的学生还结合所学专业，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科研实践活动，智力拥军。八二级与防化营一起搞科研攻关，研制成功了“洗消剂——模拟三合二”和“运用离子交换法解决淋浴车锅炉的防垢”两项成果，不仅在省大学生社会实践成果评比中，分别荣获了二、三等奖；而且由于成功研制了一项有价值的军事科研项目，为部队节省了大量经费开支，还荣获了南京军区科技成果二等奖，受到军区领导机关的嘉奖。

*  思想工作者与学生实行“三同”*

为针对性地做好学生工作，1964年徐州师范学院党委作出决定：所有做学生工作的党团干部和政治辅导员，一律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与学生同吃（在学生食堂排队购买饭菜）、同住（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睡觉）、同活动（包括到课堂听课、与学生一起参加义务劳动以及各种集体活动）。在一周时间内，所有政工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无一例外地下到了学生中去。这里，除大多数“单身汉”外，也包括已成了家的少数教师兼职班主任。

政工人员深入到学生中去实行“三同”，不仅可以及时了解、掌握学生的真实情况，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同时，由于老师与学生朝夕相处，事事相伴，也会使一些纪律松弛、自由散漫、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学生有所收敛。从效果看，有助于学生良好学风的形成。但在当时，大多数学生认为政工人员与学生“三同”，是对他（她）们的监督，普遍持一种反对态度，不欢迎这些老师下来。甚至个别学生在宿舍里，还偷偷贴出了“不要宪兵队，我们要自由”的小纸条，来发泄一下。

我作为数学系团总支书记，理所当然地要下到学生中去。年纪轻轻，加之几年“单身汉”的生活经历，对“三同”并无不适应和不习惯。相反，却使我产生了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样一种感觉。与学生“三同”后，确实发现学生事事谨言慎行，处处缩手缩脚，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过去被称作“自由市场”的学生宿舍，如今犹如换了另一番天地。不过，尽管有些学生因老师下来，思想、行动受到一定约束，某些方面有些收敛，但若细致观察，还是会发现不少问题的。比如，男学生床头挂美女照的多；女学生床头贴帅哥像的多。那种胸无大志，不求上进，表露灰色心情的对联，比比皆是。诸如：什么“吃喝玩乐莫等闲，舒舒服服过四年——混”啦，什么“把不读书作快，以打老K为乐——自由自在”啦，什么“求60分拿文凭，逛舞场找情人——两全其美”啦，什么“不当尖子生，只寻意中人——轻松而得”啦，等等。学生中具有远大理想的，基本可以说微乎其微；混日子的，才真正是大多数。这确实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最真实的反映。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每位与学生“三同”的老师，真正放下了架子，对学生以诚相待，与学生促膝谈心，平等地交流思想，交流感情，真挚地建立师生友谊，广交知心朋友。在相处中，针对学生的不同思想状况，做了大量启发、引导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从而较好的转变了不求上进的学风，进一步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学生情况大有好转。

通过五个多月与学生“三同”的生活，不仅积累了大量有关学生思想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了学生一些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同时，使政工人员在与学生的接触中，自己也受到了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责任感和言传身教的自觉性。甚至在“三同”暂告一段落的时候，仍有部分政工人员自愿继续留在学生中间，实行“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