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60后所有的青春一样，我的青春也是快乐与艰辛并存，憧憬与努力交织的。

一个目标：复习考大学

1978年6月，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身子瘦小，能做什么呢？家长命令我去复习。只好去了。

还是同一所中学，还是同样的老师，还是同样的课程。只是同学不尽相同，大部分是刚升入高二的，也有和我一样肩负家长读大学理想的。由于对这个学校太熟悉，由于课程多是学过的（虽然很多都不会），由于那时候的青春来得晚，因此大部分时间是用来经历青春----比如有意坐在教室后面准备逃课，比如偷偷看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没有名字的小说，比如写一段自认为有些才华的话语在班内传递，比如结着几个跑得快的同学在马路上与汽车赛快。最有挑战性的是与老师斗“智慧”——想尽一切办法到校外看电影。

这样的复习结果早就定下。1979年高考，笑嘻嘻地去考，笑嘻嘻地没有被录取，但是离分数线很近，我差了2.5分。“再复习。”母亲有点严肃。1979年9月，我又来到这个学校。又是插班。我们几个“老三届”（复习两次的，贬义，意在激励我们知耻而后勇）“高四生”，突然感到比这些高二学生低一等。于是以用功学习找点尊严。

高考来了。我们平静而认真地一门一门考，基本上都会做。到了考英语，大部分同学是空着卷子，被监考老师命令着填好名字，半小时一到笑拥而去。我们几个“老三届”和几个高二学生坚持到最后。1个多小时，再也想不出答什么，离开考场。英语考试没有笑，有些小小的难过，大部分不会，连造英文句子都是中英文夹杂。这一年，英语按30%计作录取重点院校的参考。万一够重点大学分数线，英语分数低岂不是吃亏了？心里恨死自己英语课和老师对抗的作为，有些后悔。很多年以后一直不敢去看望教英语的李胃老师。

录取的时候来了。分数够重点高校的分数。英语的考场努力在录取时也发挥了作用。第一志愿没有填报母亲希望的学校，却是母亲希望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地理时我查看了地图，发现苏州离上海、杭州、无锡都很近，就像个风景枢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把“徐州”二字改成了“江苏”，于是就收到了“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周围很多人来道贺。那份尊敬一扫母亲的焦虑，母亲说话的声音也高了。这段青春散落下一份不懂事的自由和实现自我主张的一点得意。

快乐与憧憬，必须能够懂得。中学时期的快乐与憧憬会让青春有些亮丽的底色。

一个理想：做个优秀的语文教师

大学所有的学习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做一位中学语文教师。

没有学过拼音，“现代汉语”课音韵部分几乎听不懂。我们是黄伯荣、廖序东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的第一届使用者。一切都是新的，班上的同学拼音啊音韵啊都听不懂。“文学概论”，“古代文学”，真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英语”就是听天书，杂志上的论文看不懂。大学太难上了，加上想家，不几天我就申请退学。老师笑了，说明天吧。明天呢，我又笑了，老师说上课去吧。退学一事就被上课上忘了。

按照老师的要求借书读书上课听课，所有的课程都是上课记笔记，记到手酸眼疼身子木。写字慢慢熟练了，思维渐渐顺畅了。靠着死记硬背生吞活剥，终于忐忑不安地考过了第一学期的课程。寄来成绩单，都及格了。春节时头一次不再挨打挨骂（以前的春节年年闯祸年年挨打）。这一年，过18岁了。

进入第二学期，开始摸到一点学习的方法了。听课、读书、完成作业，抽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书。没有什么缘由地喜欢上“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和“马列文论”课，老师讲到什么就看什么，几乎把中外名著看个遍，也省下钱买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泰勒的《艺术哲学》、黑格尔的《美学》，在路灯下阅读。那些理论就像指路灯让我明白文学上的很多现象、很多形象、很多作者。后来，来到江苏师范大学（原来的徐州师范学院），我愿意教学“文艺理论”或“外国文学”，但是多次申请，领导总说“写作”缺人。于是我也就总在写作组。

“现代文学”课范伯群老师讲到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时我们都傻眼了。突然冒出几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作家名字，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等，范老师慷慨激昂，我们一头雾水。下了课疯了似的跑图书馆去借《啼笑因缘》。钱仲联老师给我们上过几次课，我根本没听懂他的常熟话。倒是他的研究生实习，在我们班代课，我们才对钱先生的研究有了了解，于是努力练习听苏州话、常熟话。教“古代文学”课的杨海明老师那时不到40岁，嗓门很大，他要求我们背诵“离骚”，还检查，我们宿舍人人都哭着骂他，还得认真背诵。朱栋林老师声线很细，熟练地背诵《雷雨》的对白，我们懵了。“这样的大段，你怎么背的啊，老师？”“如果我写，我也会写这样的对白。”朱老师仰着脸望向天空。我们对他崇拜极了。回到宿舍，猛背周朴园、繁漪、鲁侍萍的台词，也学着把脸望着天空。

选修课才让我们明白大学该怎样学习与思考。记得选修“鲁迅研究”课，授课的徐斯年老师40多岁，声音很好听。他与研究鲁迅的专家是朋友，娓娓道来各种研究，我们顿时也觉得与鲁迅是朋友。我写课程小论文《安静而悲伤的朱安女士》，查了很多材料，随心而写。至今记得开头是这样写的：“她生在这样的家庭，她是母亲的太太。”结尾是：“没有度过70岁的生日，一个女性离世了。周围没有人。那是1947年6月29日凌晨……”我的小论文被徐老师留着，说是推荐发表，理由是文风与朱安女士的身世很近，有些伤感，有些安静。可是我没有见到发表，估计太感性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到鲁迅的老家绍兴实践活动了一周，还拍了纪录片。而教授“《说文解字》研究”课程的老师则分配我们选修的同学每人查10个汉字，描摹篆体，抄写义项等。这个实践让我对汉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教学实践成了我一辈子不能忘的记忆。后来我的很多教学注重实践就是得益于这些活动及其设计的启示。

这段大学青春，散落的是理想坚定，勤奋执着，还有敞开怀抱接受的优质教育。

一些小情怀：守住自己的那点喜爱

其实还是有些小喜好的。比如看电影。中小学时代文化娱乐少，但是喜欢了一个东西便会从内心里热爱。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学时候，在课堂上编写一些从电影里看来的夸张的讽刺同学、老师的情节，被老师发现告到家里，被家长痛打。

中学时，学校后面有个国家级工程--徐州发电厂正在筹建，建设职工来自全国各地。为了活跃职工生活，该厂经常放映露天电影。我们班有个电厂的“高干子弟”，哪天有电影，我们是知道的。老师们也是喜爱电影的，布置完晚自习任务就离开了。整个晚上老师只到最后来检查。几次过后我们就摸清楚老师大致的时间。老师前脚走，我们便翻墙而过，到现场，挑个远点的地方站着看。电影一结束，我们飞跑、翻墙回来，老师没到我们便坐在教室自习了。心中咚咚跳着，想着主人公的命运走向，还用余光注意着老师。次数多了，老师知道了，但他并没有批我们。

有一次到了现场，屏幕上的女主角正在唱歌，不是标准的革命歌曲，但是很震撼人心，以至于我们几个傻傻地站在那儿，忘记了老师。老师也看见了我们，可是没有理会我们。

我被那歌曲震撼了，我的心突然涌动，一种紧张、一种崇高、一种激动、一份热爱、一份高亢，还有豪迈。我的眼中噙满泪水。电影中的故事我快记不清了了，但是震撼我的歌曲一直记住，旋律、节奏、歌词，还有演唱时为了配合歌词，屏幕上展示的中国的山川河流、松柏红梅、雪山椰林，类似现在的MTV。这首歌叫《我爱你中国》。听到它，我的灵魂都在颤抖。热爱国家有很多种形式很多种原因，但是真正让我体会到国家概念的既不是向我开炮的战场呼喊，也不是临死前把党费交给组织的郑重嘱托，而是这首歌。对，就是这首歌。无论我在何时何地，只要听到它的前奏，我就会肃然起敬，心中咚咚作响，自豪、热爱和崇敬就会油然而生。我爱我的国家。歌唱就是热爱。

那部电影是《海外赤子》。看完，我们没有飞跑、翻墙，而是从正门进入学校。班主任就在我们前面。

月光皎洁。大家无语。

后来我想方设法找到这首歌的歌词，抄在笔记本上，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和哼唱。我还找到音乐老师教唱。虽然这个歌声调很高，还是美声，我又不懂美声，也没有高音，但是我还是喜爱不已。我懂得了音乐的力量。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是那个时代我最清晰的音乐记忆。今年春节，儿子长笛演奏，选到了这首曲子，我又一次讲到这首歌的背景内涵，画面与情，告诉他经典就是总被人谈起的美好。总有一种美好值得记忆值得珍藏值得用一生呵护。

这种青春的热爱散落的是好奇乐观，守持心性，满足喜好。

青春时代有些爱好，有些兴趣，再花些心思满足这些爱好与兴趣，能够自我缓解，能够举一反三，能够帮助自己度过平常的生活，能够面对磨难端正生活的态度，使生命多些灵性，多些厚实，多些超越，甚至会使灵魂多些机会得到净化。

青春不会黯然神伤，只会流转。

它不是碎了一地。

它像珍珠闪亮。

它值得致敬，值得纪念。

又：美国一位叫塞缪尔·厄尔曼的作家70多年前写过一篇有关青春的短文《青春》，只有400多字的，节选其中一段，共享：

　　青春不是生命的一段时光，不是指红润的脸颊、红扑扑的嘴唇和柔软的双膝；它是一种精神状态，是指不懈的干劲、丰富的想象力和滚烫的情怀。　
　　无论60岁还是20岁，你需要保持永不衰竭的好奇心，永不熄灭的孩提般求知的渴望和追求事业成功的欢乐与热情。在你我的心底，都有一座无线电台：它能在多长时间里接收到人间万物传递来的美好、希望、欢乐、鼓舞和力量的信息，你就会年轻多长时间。

（作者系文学院副教授、文秘与写作教研室主任）